訪談：追尋籾山明——在簡牘學、古文書學、法制史與秦漢史之間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
2016年6月6日，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游逸飛、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博士後歐揚、博士蘇俊林、博士生周海峰等青年學者聯合籌畫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第八場，共同訪談正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簡帛文獻研究中心訪學的日本學者、中國簡牘學名家籾山明先生。訪談內容圍繞「求學歷程」、「古文書學」、「法制史」、「秦漢史」四個主題，歷時近三小時。訪談時歐揚、周海峰因事未能到場，由游逸飛代為提問（已注明）。現場訪談時嶽麓書院博士生劉國慶等也有提問。現依據訪談錄音等，對該次訪談的內容進行整理。錄音內容由蘇俊林、陳弘音（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生）整理，游逸飛校對文字，並由籾山老師審定內容。
求學歷程
籾山明出生於1953年。他本想子承父業，成為製作和服衣架的工匠，最後卻意外成為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的研究生，從此展開自己的研究生涯。在求學歷程中，他參加了許多不同的研讀班，受到永田英正、林巳奈夫、樋口隆康等知名學者的教導，也結識了許多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中國史研究者。
游逸飛（時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現為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籾山老師著作等身，研究領域也比較廣泛。儘管有志於簡牘學或秦漢史的青年，大都仔細研讀過籾山老師的研究，但一般只是挑選自己最感興趣的著作研讀，對於籾山老師學問的整體面貌並不太瞭解。因此我們策劃了這次訪談，希望透過這個機會，將籾山老師學問的整體面貌呈現出來。下面我們先請籾山老師簡介他的求學歷程，他跟日本東洋史學界諸位著名學者之間的關係。此外我們還關心籾山老師之前在嶽麓書院簡帛文獻研究中心進行「簡牘學與古文書學之間」演講時，提及日本學者研究秦漢史的背後往往有其他學科的支撐，那麼籾山老師自己到底汲取了哪些學科的養分？
籾山明（東洋文庫研究員）：求學歷程看起來是非常簡單的提問，實際上卻最難回答。因為我個人的求學歷程有一些複雜。
我1953年在群馬縣的桐生市出生，當地以生產絲織品著名。我父親是一個工匠，做和服的衣架。我大學考上信州大學，本來打算畢業後就回故鄉繼承父業。但我大學四年級時的導師是一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老先生，他要求我考京都大學的研究院，我意外地考上了。
1977年我考入京都大學大學院，從事東洋史研究，當時東洋史的課通常就是關於中國歷史的課。我第一次參加的研讀班是樋口隆康先生的研讀班。樋口先生是著名的學者，在中國、朝鮮、中亞等地區的考古學領域都十分出名，他本來是京大考古系的教授，退休以後去泉屋博古館當館長。泉屋博古館在京都，是私立博物館，主要收藏中國青銅器，共有兩百多件，大部分是商周時期。當時樋口先生研讀班的成員，有些人你們一定聽說過。江村治樹現在是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淺原達郎研究先秦金文與楚簡；葉達雄現為臺灣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研究西周史；岡村秀典跟宮本一夫現在是日本最有名的中國考古學專家；間瀨收芳先生畢業後翻譯了兩本張光直先生的著作；還有松井嘉德、佐原康夫、角谷常子、吉本道雅、藤田高夫，現在都是著名的中國史研究者。對我的求學歷程來說，這個研讀班的意義最為重大。
除此之外，我還參加了幾個研讀班，受的影響也比較大：
第一個是尾崎雄二郎先生的《說文解字注》研讀班，讀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參加這個研讀班的人不少，但大部分人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現在我記得的是淺原達郎與平田昌司。淺原已見前述。平田現在為京都大學文學部長，研究中國語學，他經常來中國演講。
第二個是川勝義雄先生的《通典》研讀班課程，這對我個人的意義非常大。我第一次見到冨谷至，就是在這個研讀班，他比我大兩歲。川勝先生本來不作秦漢史，他研究魏晉南北朝。他跟法國的關係非常密切，會說非常流利的法語，早就關注歐洲學者的方法與觀點，所以他對歷史研究的感覺跟一般的中國史研究者不一樣。
第三個是谷川道雄先生的《通鑒紀事本末》研讀班課程。就在我上大學院時，谷川先生從名古屋大學調來，成立了研讀班。
現在來看，這三個研讀班，大概是以尾崎先生的《說文解字注》研讀班對我最有用。因為尾崎先生的研讀班可以瞭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治學方法，《說文解字注》有自己獨特的治學方法，不經過學習的話是讀不懂的。
此外很重要的是林巳奈夫先生的研讀班。林先生跟樋口先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學者，堪稱當時日本研究中國考古的「雙璧」。我上大學院時，林先生在人文科學研究所任教，不在學部。那時他主辦了「戰國時代出土文物研究」研讀班。這個研讀班的研究內容有三個方面：第一是研讀《雲夢睡虎地秦簡》，第二是研讀《周禮．秋官》，第三是成員的研究報告。為什麼研讀《周禮》？《周禮．秋官》關於司法的內容，跟雲夢秦簡的關係比較接近，對研讀雲夢秦簡非常有用。所以，這一周研讀雲夢秦簡，下一周研讀《周禮》，輪流研讀，中間穿插成員的研究報告。關於考古方面的報告非常多。研讀班成員主要是京大文學部的師生，京大外面也來了許多非常有名的學者，比如佐藤武敏、吉田光邦、米田賢二郎、杉本憲司、永田英正、稻葉一郎等先生。我在這個研讀班第一次見到永田英正先生，那時候他在富山大學，不在京大，我畢業以後他才調到京大來，在當時我還不是永田先生的研究生，但已經受了非常大的影響。
整體來說，對我影響最大的教授，第一個是永田英正先生，第二個是林巳奈夫先生，第三個是樋口隆康先生。
游逸飛：以上的學習歷程，對您的研究有何具體影響？
籾山明：考古學的研讀班對我影響最大。林先生主要研究的是先秦史，但他的興趣與視野非常廣泛，他經常告訴我：你應該打開眼界。樋口先生則時常對我強調觀察原件、原物的重要性。他調到泉屋博古館以後，我們在博物館裡面繼續進行研讀班。有一天，他打開青銅器陳列櫃，讓我們直接用手觸摸商周青銅器的原件，這是非常非常珍貴的機會。沒想到商周青銅器看起來非常重，但實際上不太重，因為其製作技術相當發達，器壁做得不厚。
我受樋口先生等人的影響非常大，但是，我現在最關心的考古學跟他們的不一樣。林先生的考古學，可以稱之為文化史的考古學。樋口先生對田野考古最感興趣，他愛發掘，不愛講課。而我大學院畢業後，自己學習歐洲的考古學，受了歐洲──特別是英國考古學非常大的啟發。他們叫做「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漢語叫做「後過程考古學」。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研究會，叫「中國史研究會」，這不是大學院的課程，是在校外的研究會，這個研究會現在好像還繼續，我已經很久沒參加了。那時我比較有印象的成員，大概是島居一康、渡邊信一郎、吉田浤一、大澤正昭、足立啟二、奧村哲、宮澤知之這七位。像渡邊信一郎先生你們想必聽說過，他研究領域非常廣泛，主要從事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我認為他是目前日本最好的中國歷史研究者之一。
除了在京大求學，我還去了西安的西北大學留學四個月（1981年9月～1982年1月），認識了林劍鳴教授，還有周天游、黃留珠、張廷皓、余華青、徐文生、呂蘇生六位助教，以及其他的研究生。像王子今現在非常有名，徐天進在北京大學考古系，袁靖在社科院從事動物考古。
（圖一）1986年在安徽蕪湖參加「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三屆年會暨學術討論會」的日本學者。由左至右分別是：福井重雅、大庭脩、杉本憲司、尾形勇、永田英正、鶴間和幸、籾山明。
古文書學
日本的古文書學發展蓬勃，堪稱顯學。籾山明介紹了當前日本學界對古文書學的研究傾向，進而指出日本古文書學的「觀察實物」、「分析書式」、「功能性研究」等特色都與簡牘研究不謀而合，他期許將來能有更多以古文書學為研究方法的秦漢簡牘研究。
蘇俊林（時為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後）：我想請問籾山老師關於古文書學的問題。很多中國學者都知道日本的古文書學做得特別好，但是我們對日本的研究成果瞭解很有限，是否能請老師具體介紹？
籾山明：你的提問涉及日本古文書學的發展情況，但我研究的是中國歷史，不是日本古文書學，無法在此簡單介紹。我想提出一點，大約在1990年代後半，日本古文書學的研究潮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用一句話說明變化的方向，或許可以說是從書式、樣式的分類轉向到政治、社會功能的研究，簡單說就是「從書式到功能」。我可以推薦一本書，一位非常年輕的學者佐藤雄基的《日本中世初期の文書と訴訟》（山川出版社，2014年）。他是佐藤信先生和村井章介先生的學生，東京大學歷史系畢業。這本書不厚，但內容非常豐富。他在緒論裡對日本古文書學的發展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認為文書的書式、樣式不一定表示該文書所發揮的實際功能。這是非常重要的觀點。
引用河音能平的〈歷史科學運動と史料學の課題〉（收於《河音能平著作集》第5卷，東京：文理閣，2011年）中舉過的例子吧。圖二是東寺保存的《東寺百合文書》之中的一件，日期為正應四年（1292）的〈關東御教書〉，也就是鐮倉幕府發行的下行文書。其內容為命令東寺領地佐渡國一宮的「地頭（在地領主）」延遲收取「年貢（地租）」。在書式上，鐮倉幕府為寄件人、一宮地頭為收件人。按照常理，該文書應由收件人、也就是一宮地頭保存。然而我們卻在東寺保存的《東寺百合文書》中看到這件文書。學者認為這封從幕府發出的「御教書」，實際上並非由一宮地頭、而是由東寺的「雜掌（負責徵收年貢的東寺役人）」持有。東寺的雜掌帶著這封「御教書」前去見一宮地頭，監督年貢的收取。年貢收取後，文書並不交給地頭而是直接帶回東寺，將東寺對於佐渡國的權利證明保管起來。如此方能較好地解釋以「一宮地頭」為收件人的文書由東寺保存的現象。因此文書的書式不一定表示文書的功能。
（圖二）關東御敎書（35.1×55.8cm）
游逸飛：如果我們想翻譯日本古文書學的入門讀物，提供中文學界參考，籾山老師推薦的是？
籾山明：我最推薦的是村井章介的《中世史料論》（收於《中世史料との對話》，吉川弘文館，2014年）。
蘇俊林：籾山老師剛剛解說了日本古文書學的現況。現在我想請問目前日本學界中，應用古文書學的方法來進行中國史研究的情況？
籾山明：目前日本學界應用古文書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大抵可分秦漢魏晉史與明清史兩個領域。明清檔案數量極多，所以有些研究明清史的日本學者以古文書學作了許多有意義的研究，對其具體內容，我沒有能力介紹。至於秦漢魏晉史，用古文書學來進行研究的日本學者並不算多。除了我以外，最好的學者就是你在日本留學時跟隨的關尾史郎先生。關尾先生研究走馬樓吳簡的文章，基本上都採用了古文書學的方法，我十分同意他的研究成果。此外像鷲尾祐子先生，她一樣使用古文書學的方法來復原走馬樓的簿籍。然而大部分研究秦漢魏晉史的日本學者對古文書學並不感興趣，這不能不說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蘇俊林：中國現在也開始進行古文書學方面的研究和學科建設工作。2010年開始，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經常舉辦古文書學的研究班和學術會議。但中國目前似乎還沒有出版古文書學的研究專著，大學裡也沒有開設古文書學的課程（除了簡牘學與敦煌文書，但這與古文書學還是有差異）。可以說目前中國古文書學還是處於基礎階段。而日本古文書學的歷史悠久、經驗豐富。兩相參照，中國古文書學的建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問題？日本古文書學又有哪些值得借鑒的經驗呢？
籾山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來讀一下先前我介紹的河音能平〈歷史科學運動と史料學の課題〉：古文書學主張「將一枚一枚的文書作為一個事物／史料來客觀考察」，這樣的研究需要觀察原件。古文書學的出發點正在於此：它不是紙上的學問，而是觀察原件的學問；古文書學不是文獻學，是文書學。古文書學的內涵與研究方法跟傳世文獻完全不一樣。
日本當地保存的古文書非常非常多，有一百萬枚以上。大約16世紀以前的古文書比較少，非常珍貴。到了17世紀以後，就非常多了。日本到處是17世紀以後的文書，這與古文書學的發展有密切關係，可以說這些材料奠定了日本的古文書學。日本的古文書學，完全是建設於對大量古文書的解讀基礎之上。
日本古文書學透過原件來整理書法、書式、樣式還有書體，這跟古文書學的另一方面——對文書的保管、修復、刊布等技術有密切的關係。在日本大學裡，專門研究日本歷史的學生，其必修課是去寺院、有來歷的世家，直接觀察古文書的原件，學習古文書的解讀、保管及修繕等方法。可以說日本古文書學既是歷史學的一部分，也是博物館學的一部分，還是田野科學的一部分。換句話說，日本古文書學不是理論，而是實踐。
日本古文書學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內容，那就是古文書辨偽。其實“古文書學”這個詞彙最早是從歐洲傳入的，它在歐洲被叫作“diplomatics”，“diploma”是證書，“diplomatics”的原意則是證明文書辨偽的學問。歐洲的證明文書經常會造假，所以辨偽是歐洲古文書學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日本古文書學的這一面，尤其適用於中國的嶽麓秦簡等捐贈簡。
據我理解，中國社會科學院儘管已經開始發展中國古文書學，卻還沒有注意到古文書學的博物館學面向。因此中國古文書學能否參考日本古文書學的研究方法？日本古文書學的研究方法能否應用於中國古文書學。我個人目前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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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10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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