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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观念转变问题考析

内容提要:大致在1940年前后,顾颉刚进入了一个新的治学阶段,开始有意识地清理、整合先前考辨古史的具体成果,以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即其自谓“从考索之功进于独断之学”。在这一背景下,他吸收当时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叙述体系进行了相应调整。这是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变动之处。但是,治学阶段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古史观念的转变,无论“考索之功”还是“独断之学”,其背后的核心观念都是中国旧有古史系统乃“层累”造成。这是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研究中的不变之处。

  关 键 词:顾颉刚/“层累”说/考索之功/独断之学

  作者简介:李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对20世纪中国史学观念的更新具有深刻影响。不过,它也因“破”字当头的鲜明特点,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自1923年至今,反对者或批评顾颉刚“破”的鲁莽灭裂;或寻找其由“疑”转“信”、由“破”转“立”的证据。受此影响,一些赞同者也努力发掘其寓“立”于“破”的旨趣,阐发其对上古史“建设”的价值。因此,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变与不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在相关讨论中,对于“疑古”、“信古”、“破坏”、“建设”等概念的理解,却出现了脱离“古史辨”时代语境的现象。

  目前,学界已有不少关于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古史观念“转变”的说法。①这些“转变”说法分散于各自著述中,显得有理有据,但若将之相互比较则不难发现,如此频繁的转变,出现在同一时期同一个人身上,似乎不尽合理。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仍处于领域拓展状态,这种拓展主要是基于“古史辨”的需要,其中虽出现某些具体调整,但并不足以说明其古史考辨的宏观旨趣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大致以1940年前后为界,这是探讨其古史观念变与不变的关键节点。对此,也有两位重要史家提出“转变”说法:一是许冠三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后,顾颉刚开始“由辨伪向考信过渡”,“由破多于立徐徐移往破立兼顾,《史林杂议》便是反映此一转移的中介作品”;②二是**认为,以1939年撰写《浪口村随笔》为界,顾颉刚治史“从绚烂归于平淡,论学文字转向‘谨严精湛’”。③那么,此类变化是否出现在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中?这不仅关系到对顾颉刚个人古史观念的理解,更关系到学界争论已久的“古史辨”的学术评价问题。因此,本文拟对此问题略作申述,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浪口村随笔》的原初形态及其修订发表的思想背景

  许冠三和**提出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观念转变说法,都以《浪口村随笔》为主要依据。因此,我们首先需要考察这份史料的有效性。

  1939年顾颉刚旅居昆明北郊浪口村时,确实撰写了题为“浪口村随笔”的读书笔记,并在1940-1941年间,将其中一部分修订后发表于《责善半月刊》中。但这些笔记和后来正式出版的《浪口村随笔》一书并不相同。后者虽以1939年笔记为基础,但如顾颉刚自述,“始写于昆明,重理于成都,又续附于苏州”,④到1949年才在上海油印,早非原初形态。因此,我们今天常见的《浪口村随笔》一书,不宜作为考察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观念的主要证据。

  那么,1940年前后《浪口村随笔》的原初形态如何?它能否证明顾颉刚古史观念存在变动?在《顾颉刚全集》中,共有两部《浪口村随笔》,分别载于《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和卷十六。卷四所收即为1939年部分笔记,共三册,其中部分条目后来虽有修订,但大致保持了原貌,我们可据之窥测其原初形态。

  首先,通览全部《顾颉刚读书笔记》可见,顾颉刚在一定时期内所记内容,多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主题,即他在相应时期研究或关注的学术问题。1939年《浪口村随笔》则不具此特点,它更多表现出主题分散,而材料出处一致。如该笔记第一册“女子远丈夫”条以下,依次为“县公”、“秦谶”、“诅”、“长鬣”、“取他国器作己器”、“劳心劳力”、“明器”、“常隶”、“相术”、“皇天后土”、“史官氏礼”、“四国”、“晋所以大”等。⑤这些条目所引材料全部出自《春秋》经传,但讨论的并不属同一主题。

  其次,就各条笔记形态而言,大多也是抄录原始材料后,略附简单的解释说明。如“大司马固谏”条:

  僖八年《传》“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按:原文如此)”此足以证“大司马固谏曰”非公子固,即司马目夷也。⑥

  “‘伐’之客、主”条:

  《公羊》僖十八《传》:“《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此不注音,简直太糊涂了。⑦

  有些则直接记录一时的想法,如“春秋初期事之茫昧”条:

  子颓之乱,齐桓公不讨,《春秋经》不书,恐是当时东方诸侯不曾知道。春秋初期实在还是一个茫昧时代,大家拿着一部残存的《春秋经》瞎猜。自晋文公霸后,《左氏》书中始有详细之记载,不必费心思摸索矣。⑧

  更简单的例如“工官”条:“公治、漆雕诸氏,皆先世之为工官者”。“许、曹班次”条:“许虽男爵而班在曹上,可见伯亦有甚小者”。“八索”条:“‘八索’二字,似仅见昭十二年《左传》及《郑语》”。⑨

  以上可见,1939年《浪口村随笔》多是顾颉刚读书过程中的随想随记,原初形态应如其自述“仅述所疑而止,未遑考核以归于一是”,⑩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谨严精湛”。至于以这些不成系统的文字,证明顾颉刚古史观念发生转变,似乎也不适宜,至少从中仍可看出顾颉刚对战国秦汉时期古史学说的批判,如《浪口村随笔》第二条就是“古文家造伪之原动力”;(11)再如上引“春秋初期事之茫昧”条,也明显偏向“疑”的方面。

  1940年,顾颉刚开始整理《浪口村随笔》,并将之陆续发表在《责善半月刊》中。这是该笔记第一次修订。修订后的文字,确实体现出**所说“谨严精湛”的特点,虽然“谨严精湛”并无客观标准。但是,该特点能否作为顾颉刚治学特点整体性转变的标志,值得思考。

  首先,就《责善半月刊》办刊旨趣而言,该刊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创刊于1940年,以刊发短小的札记为主,意在示初学者以门径,以札记训练其沉潜之功。如顾颉刚在《责善半月刊·发刊词》中所说:

  从学者初至,恒谓志学未逮,只缘不知所以入门……惮于个别指点之烦,鉴于借题示范之急,故为此刊以诱导之……斯刊固唯是不成报章之七襄尔。(12)

  《责善半月刊》宗旨既如此,则刊发于其中的《浪口村随笔》系列札记,用意自然相同,如《浪口村随笔》的“序言”中所说:

  责善半月刊将出版,义不当诿文责,而操觚实难,聊就是记钞出若干,冠以题目,分期登载……欲讽同学诸子,俾知读书时当如此留心,亦当如此用力,相期毋懈于平日而已。(13)

  既然发表《浪口村随笔》的目的是示初学者以门径,则其文字工整,表现出“谨严精湛”特点,当属情理之中。这与顾颉刚整体的治学风格是否发生改变,直接关联不大。

  其次,就《责善半月刊》中所发顾颉刚读书笔记内容看,以该刊第一卷前三期为例,第一期依次为:《旻天》、《华山》、《梁州名义》、《书社》、《贵族与平民之升降》、《常隶》、《隶农》、《焚书》、《女子服兵役》、《蜚廉之时代》、《虞幕》、《蚩尤之善恶》、《玉皇》、《纸制明器》;第二期:《春秋书法因史官而异》、《朱圉》、《要服荒服》、《宦士宦女》、《郑商》、《西汉都会户口》;第三期:《爨文》、《邓隆》、《甘肃密宗四大喇嘛传》、《白教活佛》。可见,顾颉刚整理发表在《责善半月刊》上的《浪口村随笔》,并不限于中国古史问题,更无一贯主题。1940年前后的《浪口村随笔》也就不足以证明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变或不变。

  最后,就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心态而言,《浪口村随笔》发表于抗战时期,在此时顾颉刚的眼里,一切事务脱离常轨,中国学术命脉能否延续,成为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如1940年他在《齐大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后记》中所说:

  自七七事变发生以来……吾国数千年来之学术命脉,行有中绝之虞。学问事业,为一国文化之所寄托,民族思想之所钟寓,失此而不讲,其损失之重大,又何减于土地之沦丧乎?……本刊在此艰苦之期,所以继续出版者,其意即在乎此。(14)

  1941年,顾颉刚赴重庆主持《文史杂志》,对此,他也说:

  我们在这时候来办这个杂志,并不是有什么闲情逸致,我们只是认为:战事不知何日终了,我们不知再可活几天,如果我们不把这一星星的火焰传衍下去,说不定我们的后人竟会因此而度着一个长期的黑暗生涯……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孑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15)

  可见,维系中国学术命脉,是1940年前后顾颉刚主编各种刊物的一个重要动机。这一点,在他对《责善半月刊》的解题中也有体现:

  方今敌寇凶残,中原荼毒,我辈所居,离战场千里之遥,犹得度正常之生活,作文物之探讨,苟不晨昏督责,共赴至善之标,俾在将来建国之中得自献其几微之力,不独无以对我将士,亦复何颜以向先人!故取是为名,愿我同学成铭之于心焉。(16)

  既然维系中国数千年学术命脉不致中绝的动机如此强烈,那么,意在引导、培养学术新人的《浪口村随笔》,在文字风格上力求“谨严精湛”,也属情理之中。这种变化,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顾颉刚对民族危机的应对,但与其古史观念是否变动直接关联同样不大。

  总之,今天我们常见的《浪口村随笔》一书,经顾颉刚多次修订,到1949年才出版,不能作为考察其1940年前后古史观念的证据。实际上,即便是1949年的《浪口村随笔》,六部分中仍有两部分是“衍《古史辨》之绪”。(17)至于1939年撰写的《浪口村随笔》,则多是“仅述所疑而止,未遑考核以归于一是”的随想随记,所讨论问题也不足以证明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出现变动。1940-1941年间修订发表的部分,虽在文字上表现出所谓“谨严精湛”特点,但文字风格本身与古史观念并无必然联系,而且,这一特点的出现,受到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动机影响,并非其古史观念改变所致,二者不属同一层面。因此,考察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到底有没有变动,我们还需参照其同时期的其他著述。

  二、顾颉刚对古史“层累”观念的坚持

  因为境况改变而偏离先前学术轨迹,是抗战时期较为普遍的现象。当时学者出于现实需要而改变,多属暂时而非永久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改变,考察抗战对当时学者的影响,但不应以此证明他们放弃或否定了自己先前的学术立场与观点。“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将绝大部分精力转移到抗战宣传和边疆民族问题,给人一种日渐远离了古史考辨的印象。但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发生在两个不同领域之间,而非古史研究内部,因而,并不意味着他放弃或改变了先前的古史观念。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古史观念是否改变,我们应以其古史研究相关文字为据。

  首先,从顾颉刚未写完的《古史辨》第七册《序》看,其古史观念并未改变。该《序》写于1940年2月,正是顾颉刚修订发表《浪口村随笔》时期,因而也可为上述《浪口村随笔》不宜证明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观念发生改变而提供佐证。

  在这篇序文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顾颉刚带上了几分情绪。他不仅批评“骂‘顾颉刚说禹为虫’,‘《古史辨》太过火了’”的人是“贵耳贱目”,而且在学理分析中也表达了长期被误解的压抑之情:

  我曾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说:“我深知我所用的方法(原注:历史演进的方法)必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古史问题;但我也深信我所用的方法自有其适当的领域,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古史问题,这一部分的问题是不能用他种方法来解决的。”现在这第七册出版,这类的论文合编在一起,大家看了可以想想,研究传说的演进是不是只能用这一种方法?(18)

  要了解顾颉刚当时的心境,有必要对他此前的境遇略作回溯。“层累”说的核心观念是:中国旧有古史系统是在后世古人特别是战国秦汉间人有选择地传承与弥缝中,逐渐层累叠加而成。“古史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破这一陈陈相因的旧系统,为建设客观、可信的新古史扫清尘障。“古史辨”初兴之时,除了极个别的学者,如柳诒徵提出了一些无关宏旨的苛责外,(19)即便是偏于保守的刘掞藜、胡堇人等,都不否认旧有古史系统应当打破,他们所争论的,主要是应“破”到何种程度。(20)换句话说,无论赞同与否,当时的争论基本都是围绕打破旧古史展开,大体保持在“层累”说的范畴之内。

  但是,到1930年前后,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焦点,逐渐转向了如何建设可信的上古史,不再是如何打破旧古史。围绕“层累”说、“古史辨”的主要争议,也随之从批评其疑古过激,逐渐转向责难其方法、材料不敷建设新古史之用。这中间存在一个对象转换问题,实际已越出了“层累”说“扫清尘障”的主旨,多少有些“求全之毁”。

  对此,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二、三册序言中(分别写于1930年、1931年)曾有明确回应。如在破坏与建设问题上,他说:“古史的破坏和建设,事情何等多,哪里可由我一手包办。”(21)在方法方面,如前所引:“我深知我所用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必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古史问题;但我也深信我所用的方法自有其适当的领域”。(22)在材料问题上,他说:“书本上的材料诚然不足建设真实的古史……但若要考明尧、舜、禹的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的发展的情状,书本上的材料还算得直接的材料,唯一的材料呢。我们先把书籍上的材料考明,徐待考古学上的发见,这不是应当有的事情吗?”(23)但这种自我澄清,并未得到学界谅解。在方法方面,1933年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基本否定了“历史演进方法”,亦即顾颉刚所说“我所用的方法”的可靠性,而且,该文的主要批评对象之一就是顾颉刚。(24)在材料方面,直到1937年卫聚贤仍批评说,《古史辨》“多在书本子上找材料,闹来闹去,没有什么结果”,“这是他不知考古之故”,(25)显然是对顾颉刚的自我澄清置若罔闻。学界的不谅解,导致顾颉刚论学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在考辨古史的同时,不断地进行自辨。这一点,在他为各册《古史辨》所写序言及其他古史著述的序跋中,有明显体现。至少在顾颉刚自己看来,当时学界对“层累”说、“古史辨”的批评,始终存在误解,即便他屡屡自我澄清,也无济于事。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所说“适当领域”内分量较重的论文,在当时尚未出现。例如,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到1938年才写成,顾颉刚独著或与人合著的《三皇考》、《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等,均是1936年完成,而《鲧禹的传说》1939年才完成。所以,顾颉刚当时的自我澄清,主要在说理层面,缺乏研究成果的支撑。

  因此,到1940年,当他看到以考辨夏以前传说人物为主题、收录上述论文的第七册《古史辨》目录时,便在《序》中一吐长久以来被误解、被批评的压抑,说出了诸如“贵耳贱目”等带有情绪的话。在类似“现在这第七册出版……大家看了可以想想,研究传说的演进是不是只能用这一种方法?”等话语中,我们能够看出的是他对“历史演进方法”的坚持,而不是转变。

  在古史研究材料问题上,同样如此。在《古史辨》第二、三册《自序》中,顾颉刚就批评那些认为舍考古材料不足以言古史的观念,是对过去“只取经书而不取遗物”观念的“阳违而阴袭”。在《古史辨》第七册《序》中,他继续申说:

  固然,要建设真古史必须借重田野考古工作的发现。但这工作的结果只能建设史前的历史系统……却不能建设有史时期的古史传说的系统……我们要建设其古史传说的系统,经子乃占极大部分的材料。能有新材料可用,我们固然表示极度的欢迎,就是没有新材料可用,我们也并不感觉觖望,因为我们自有其研究的领域,在这领域中自有其工作的方法在。(26)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的同样是顾颉刚对古史“层累”理念、方法自有其适用领域的坚守,而不是改变。

  在此需略作说明的是,《古史辨》第二、三册《自序》相关说法,常被有些学者解读为顾颉刚主动“收缩”研究范围或“调整疑古运动的方向”。(27)在顾颉刚的著述中,确实出现过“收缩范围”的字眼。不过,我们不应忽略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现代考古学、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整个上古史研究的视角、领域是在不断扩张的,相形之下,顾颉刚所自守的领域,才会显出“收缩”的表象,但与初提“层累”说时相比,实际发生变化的并不是顾颉刚。自1923年以来,他的研究重心始终都是对旧有古史学说的考辨,不但没有“收缩”,反倒是为了考辨古史、古书的真伪、年代等问题,进一步拓展到沿革地理等领域。

  总之,从《古史辨》第七册《序》来看,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并未出现根本转变。

  其次,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成果看,其古史观念也未改变。除《古史辨》第七册《序》外,1940年前后,顾颉刚还发表了与童书业合著的《鲧禹的传说》(1939年),以及独著的《古代巴蜀与中原关系说及其批判》(1941年)等论文。这些论文是考察其古史观念的重要材料。

  《鲧禹的传说》讨论鲧、禹由“天神”演变为“伟人”的可能,认为这一传说由西方九州之戎的活动区域逐渐传到中原,其故事情节因战国时势的激荡而发生转变:鲧、禹本是各自独立的人物,受墨家尚贤、禅让说的影响,才与尧、舜等人发生了联系。(28)此文和《三皇考》、《夏史三论》等文同属一个系列,都是对古史人物来源的考辨,都符合顾颉刚在“古史辨”之初提出的“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29)这显然是古史“层累”理念的延续。

  《古代巴蜀与中原关系说及其批判》意在拆解巴蜀与中原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有不可分割关系的旧说,认为古蜀国的文化是独立发展,它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是战国以来的事。此文实际可以视为“层累”理念在区域古史研究中的实践,文中更明确提出:“从前人搭架得很像样的一个历史系统,现在给我们一分析之后,真是个‘七宝楼台,拆卸下来,不成片段’……这是在‘求真’的目的之下所必有的收获,大家不必替它惋惜。历史是一个破罐头,罐已经破了,无论用什么好的泥土补上去,总是补的而不是原的。破处让他破着”,“没有彻底的破坏,何来合理的建设!”(30)因此,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中,依旧遵循着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基本理念。

  最后,从顾颉刚的治学计划看,其古史观念也未改变。如前所述,抗战时期,很多学人因为境况改变而偏离了先前学术轨迹,顾颉刚也不例外,他甚至一度以为古史考辨的志业不得不就此搁浅,如其自述:“抗战军兴,三年来如沸如汤,我自己也以为只得停止了。”(31)不过,当1939年他在童书业的信中看到第七册《古史辨》拟目,得知《古史辨》“在上海销路甚好”,便立即表示“有自编古代地理考证文字为一册之意”。(32)此后,他又表示“继续由我或请他人编纂,希望在我世中能出至二十册”。(33)到1943年,他在《日记》中更拟定了各册《古史辨》要讨论的主题,摘引如下:

  拟编《古史辨》:第八册——古地理;第九册——《春秋》三传、《国语》;第十册——三礼、制度;第十一册——民间传说;第十二册——《尚书》;第十三册——诸子(三);第十四册——天文历法;第十五册——研究古史之方法论、辨伪史;第十六册——禹及他种神话;第十七册——《竹书纪年》、《史记》……等古史籍;第十八册——古器物。(34)

  可见,1940年前后,续出“古史辨”始终是顾颉刚关心的问题,此其一。其二,从这一主题清单看,如果顾颉刚的计划得以付诸实践,那后续的“古史辨”仍是围绕古书、古史与神话传说展开,亦即顾颉刚古史研究的重心,在短期内不会有较大转变。顾颉刚曾自述:“《古史辨》是出不完的,只要中国古史方面有问题在讨论,就有续出《古史辨》的可能。《古史辨》不是一人的书,也不是一世的书,而是一种问题的讨论的记录。”(35)按照这种说法,“古史辨”的主题和顾颉刚的研究重心,不是没有转变的可能,但从他拟定的各册“古史辨”主题看,这种转变要等到“层累”说范畴内的问题辨明结清之后。
三、顾颉刚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叙述体系的调整

  “层累”说是对传统中国古史学说形成过程的认知,这一认知是动态性的,随着古史研究的进展,顾颉刚对这一动态过程的叙述,是有可能调整的,但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层累”的否定。比如对禹的来源的认知,在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他认为禹是动物,出于九鼎;(36)同年,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就改称“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37)到20世纪30年代《州与岳的演变》和《九州之戎与戎禹》等文中,他又认为禹是西方戎族的宗神。(38)但是,无论具体观点如何改变,顾颉刚都没有改变禹的神格,没有给禹以人王的身份,亦即顾颉刚并没有改变“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没有越出他提出的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打破”。(39)我们所说顾颉刚古史观念的不变,即就此层面而言,并非说他任何具体观点都不曾改变。

  1940年前后,顾颉刚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叙述体系,确有一次较大调整,但其基本古史观念,并未因此改变。这在他当时编撰的云南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以下简称“云大《讲义》”)中,有明显体现。

  首先是“有史时代”的提前。在云大《讲义》中,顾颉刚明确提出商朝为中国“有史时代的开头”:

  不知什么时候,在渤海和黄海的西岸上住着一种文化较高的人民,因为他们后来建都在商丘,所以称他们作“商人”;因为他们的国家后来成为东方最大的王国,作诸小国的共主,所以称他们的全盛期为“商朝”。这是我们的有史时代的开头,我们该得大大地注意。(40)

  这一说法的重要性在于,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初起之时,顾颉刚和胡适曾提出过“东周以上无史”说法。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曾说:“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态度。”(41)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和《自述古史观书》中也提出“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等说法。(42)这些说法是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疑辨旧有古史学说、构建古史“层累”叙述体系的起点;也是让他备受学者诟病、背上“抹杀”古史罪名的重要原因。(43)

  那么,顾颉刚为何会在1940年前后将中国的“有史时代”提前?这和当时的考古发现有关。在“层累”说提出后的十数年中,中国考古学取得了较快发展:在史前考古活动中,中国史前文化的丰富内涵被逐渐揭示出来,改变了1920年以前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认知;(44)在历史考古活动中,1928年史语所开始的殷墟发掘,很快便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处于铜器时代,否定了在此前学界较具影响力的商代可能处于石器时代的推测。(45)因此,到1940年前后顾颉刚编纂云大《讲义》时,就把“有史时代”提前到商朝。他说:“因为他们始创文字,记出了他们的事迹,所以我们称商朝为有史时代的开头。”(46)

  将中国的“有史时代”提前到商朝,对于最初以东周为信史起点构建起来的古史“层累”的叙述体系而言,显然是一次重要调整。而这一调整,又是吸收考古学成绩的结果,书中大量征引李济、傅斯年、董作宾、郭沫若、徐中舒等学者利用考古新材料研究古史的著述,即为明证。(47)因此,面对考古学的发展,顾颉刚并未固执于“东周以上无史”说,而是践行了早前“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再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的主张。(48)

  其次,关于夏朝存在与否的问题。云大《讲义》第一章为“中国一般古人想象中的天和神”,第二章为“商周间的神权政治”。这种篇章布局说明,顾颉刚依然不相信在经传典籍中作为黄金时代的夏朝的存在。不过,他并不反对在传说中夏朝存在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疆域内曾存在一定程度的文明。云大《讲义》并未过多涉及夏的历史,不过,在顾颉刚的其他讲义中,涉及了这一问题。例如,在1933年《春秋史讲义第一编》中,他就怀疑仰韶时期文化可能是有关夏朝传说的来源。(49)到1942年,他把这份讲义改写为《中国古代史述略》,其中,将考古发现的信息称为“科学的古史”,以区别“传说的古史”。(50)1945年《春秋史要》又将之区别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51)但无论“科学的古史”、“史前时期”具体说法如何改变,顾颉刚都认为,夏的历史茫昧无稽,只能依靠考古发现来建立,而仰韶文化很可能就是传说中夏文化的遗留。如《中国古代史述略》对“茫昧的夏王国”的论述,就是先指出:根据文献材料可以知道“夏王国的政治中心在河南,他们的势力范围大部分在山东,小部分在河北、山西,他们享有了黄河流域的下游和济水流域的全部”,至于其种族来源、如何发展等问题,“没法回答”。然后,又将仰韶文化与传说中的夏朝相比较,认为“这十余年来新石器时代末期遗物的大发现,或者就是给我们看一部夏的历史”。(53)

  顾颉刚观点的对错姑且不论,仅从他这种尝试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他对与传说中夏朝相应的历史时期内曾存在一定程度的文明,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依然不相信作为黄金时代的夏朝的存在。由此我们也可看出,在“疑古”和“考古”问题上,顾颉刚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说,有意排斥考古学成果。他区分“传说的古史”和“科学的古史”,主要是不愿将二者强为牵合、混为一谈:传说的古史,可以考证自当相信,不可相信自当扫除;科学古史的建设,则应以考古发现为主,考古发现不足则当阙疑,而不应用古史传说补齐。

  最后,顾颉刚在将“有史时代”提前的同时,也将古史成伪时代提前,这一点足以证明其古史观念没有根本改变。云大《讲义》在介绍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之前,先以两章的篇幅介绍了商周间政治思想的转变。大意如下:商周间盛行神权政治,上帝具有无上权力,人王则主要代上帝管理人间事务,要受上帝与祖宗的监督。但是,殷周革命让周公产生了“天命不永存”的意识,于是提出“德治”以维护统治,即政权能否维系在于统治者是否“敬德”。(53)这一观点并非顾颉刚原创,而是取自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但顾颉刚在此说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到古史成伪问题上。他认为:正是周初“德治”观念在后世的宣传鼓吹,才“使得我们的古代名人个个受了德的洗礼,许许多多的古史也涂上了德的粉饰”,如禹征三苗故事,由《墨子·非攻》中的杀伐,转变为《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感化等。“德治”观念发展到战国,就逐渐形成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道统,古史人物也随之逐渐被修饰成千篇一律的形象。例如文末所说:

  我们现在,一想到古帝王,总觉得他们的面目是一例的慈祥,他们的政治是一例的雍容,就为他们的故事都给德治的学说修饰过了,而德治的学说是创始于周公的……二千数百年来的思想就这样的统一了,宗教文化便变作伦理文化了。(54)

  可见,顾颉刚把周初“德治”思想的产生,当成了古史成伪的重要因素。我们之所以说这是把古史成伪时代提前,是因为在顾颉刚此前的论述中,中国古史的成伪时代主要集中于战国秦汉间。1935年《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就把伪古史的成因归纳为有意造伪和无意成伪,有意造伪以战国诸子托古改制和汉代学者通经致用最为明显,无意成伪则由前人好古与整齐故事的习性造成,它们集中出现在战国和汉代两个时期。(55)因此,云大《讲义》把古史人物被修饰为千篇一律形象的原因,追溯至“德治的创立和德治学说的开展”,实际也就是把中国古史的成伪时代提前到了周初。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顾颉刚在1940年前后不仅调整了“东周以上无史”说,将中国的“有史时代”提前到商朝,肯定了传说中夏朝存在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疆域内曾存在一定程度的文明,而且将中国古史的成伪时代提前到了周初“德治”思想的产生,并继续以之分析中国旧有古史学说中的“层累”现象。因此,1940年前后,顾颉刚调整了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叙述体系,但这一调整,并没有否定他对“层累”造成的基本判断。

  四、1940年前后顾颉刚治学阶段的转变

  为何这一调整会出现在1940年前后?我们认为,这是顾颉刚治学阶段自然演变的结果。

  “层累”说是试图从根本上颠覆旧有中国古史系统,这一工作的繁难艰深学界早有论述。为了推进这一工作,顾颉刚不仅计划遍读魏晋以前的古书,作“春秋战国秦汉经籍考”,而且,还要研究古器物学、民俗学以及沿革地理等。为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不断地开辟着新的研究领域。今天看来,他在古史、民俗等领域辗转探索,对中国学术发展可谓贡献良多,但就其个人而言,研究领域的不断迁转,却造成他提出的很多观念未能及时阐明,很多问题未能细致清理。例如:(1)掀起“疑古”思潮的“层累”说,实际只是顾颉刚在一封随意性较大的信中提出的,而他打算撰写的严谨、系统的学术论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却始终未能写成;(2)辨伪之初,顾颉刚便要作“《尧典》著作时代考”,到1931年,虽大致写成,但“以牵涉问题尚多,拟暂缓发表”,结果直至去世都未能发表;(3)意在说明中国旧有古史系统定型于汉代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实际只是“半成品”,发表部分24节,计划撰写而未能完成部分也是24节,同样始终未能完成;(4)本欲“把二三千年中造伪和辨伪的两种对抗的势力作一度鸟瞰”的《崔东壁遗书序》,只写成《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待续部分同样始终未能完成,直到去世后,才由王煦华续成;(5)《三皇考》、《夏史三论》、《鲧禹的传说》诸文,虽属完整,但完成时已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而且是得益于杨向奎、童书业等人的协助,如果没有杨、童协助,他能否从容写成,仍是问题。除此之外,还有重要著述《州与岳的演变》、《九州之戎与戎禹》等,意在揭示“州”、“岳”等中国古代核心地理观念的源流,并借此考订《尚书·尧典》诸篇的年代,都没有离开“层累”命题,但其中不少重要观念,同样未得展开论述。如《州与岳的演变》“前记”中说:“仓促编成,前后多不相关照……如果这三年以内能让我多读些书,三年以后又有整段时间给我作研究,那么这正式的论文当可于五年中贡献于读者之前了。”(56)而四年之后,等来的却是“问题既复杂,材料尤多而且乱,非短时间所能整理就绪,将来有暇必当重撰”。(57)

  可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在古史、民俗等领域辗转探索,开辟之功固多,但对自己提出的重要观念、命题的彻底解决,却多是等待“将来有暇”。而顾颉刚意识到不应再等待“将来”的转折点,正出现在1940年前后。例如,1939年6月30日,《顾颉刚日记》中写道:

  近日在床无事,或中夜忽醒,每思年已如许,苟学不确立,便将终身无成矣。述作之事,预计如下……如均能完成,则我易箦时当含笑而逝,否则死了口眼也不闭的。(58)

  “预计”内容包括“撰著”和“编辑”两类,“撰著”又分“古史论文集”、“古史材料集”等,“编辑”分“古史辨”、“辨伪丛刊”、“古籍汇编”等。可见,顾颉刚是要清理、总结既有考辨成果,以“确立”自己的学问系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顾颉刚在治学方面,开始产生了从领域拓展转向清理、总结阶段的意识。

  但是,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并未给顾颉刚从容治学的环境,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苟学不确立,便将终身无成”的担忧,也表现更加强烈。到1948年,他在兰州大学开设“上古史研究”课程,讲义开篇就提出:“三十年来所致力的,大半偏于零碎问题的考据与研讨”,“这次来兰大,想把三十年来研究的心得,作一番系统的讲述与检讨”。(59)在致其夫人张静秋的信中,他更称之为“苦处”,说道:

  我一生勤学,而始终没有建立学问的系统。所以然者何?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觉得来日方长,深恐建立越早就越脆弱,所以只作专篇论文,并未构成一大的系统。自从三十九岁遭遇了九一八事变,要起而救国,精神就分散在民众读物上。抗战之后,东奔西走……无法从事学问……自九一八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年纪愈长,就觉得平生所学愈有系统化的必要。这次兰大授课,就要实现这个愿望。(60)

  可见,自1940年前后顾颉刚意识到“苟学不确立,便将终身无成”后,清理、总结既有成果,以“建立学问的系统”的思想,贯穿了整个20世纪40年代。

  需略作说明的是,这里并不是说直到1940年前后顾颉刚才有了“建立学问的系统”的愿望或计划,而是说顾颉刚明确意识到已经有必要把这种愿望或计划付诸行动,不能再等待“将来有暇”,是在1940年前后。“建立学问的系统”的愿望他早已有之,比如20世纪20年代在回应学界对古史讨论结果的追问时,他就表示“我并不是没有把我的研究构成一个系统的野心……我到老年时一定要把自己的创见和考定的他人之说建立一个清楚的系统”,但当时他觉得“现在还谈不到此”。(61)

  那么,这里的“建立系统”是否如有些学者所理解,是由“破坏”转向了人们一般所说的“古史建设”?或者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顾颉刚是否改变对旧有中国古史乃“层累”造成的基本认知?

  首先,就上述1939年日记中“预计”的“述作之事”看,顾颉刚将“撰著”类中的“古史论文集”和“古史材料集”视为“学问本业”,其中,“古史材料集”又是“古史论文集”的基础,所以,“古史论文集”是其一生学问的重中之重。对此,他说:

  此为予精力之所集中,亦为本行职业,当将已发表诸篇……逐渐修改,使各单篇能成一个大系统。尤以前所拟作之“古史四考”(帝系考,王制考,道统考,经学考)“古籍四考”(尧典考,禹贡考,王制考,月令考)为其中心。(62)

  拟作“古史四考”的想法,是顾颉刚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燕京大学)、《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四册《序》中逐渐提出的。作“古史四考”的目的,如其自述:“这四种,我深信为旧系统下的伪史的中心;倘能作好,我们所要破坏的伪史已再不能支持其寿命。”(63)1939年日记中仍视之为“学问本业”之“中心”,可见其古史观念并未改变。

  其次,就1948年兰州大学“上古史研究”课程看,顾颉刚自述其旨趣道:

  我这次所讲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古史的材料,把古书分析,认识其真伪与先后,作研究的凭借;一部分是古史上的学说,中国古史之所以难研究,即为史实与学说的混杂,弄不清楚,造成了许多纠纷,如今我把战国秦汉间的许多学说的头绪理了出来,使人懂得这是诸子百家的臆想,不是真的史实,然后一部真的“中国古代史”可以出现。这是我一生工作的归宿,必有了这归宿,方如“百川朝宗于海”似的,为古史学立一个究竟。(64)

  可见,顾颉刚此时的研究重心仍是扫除“诸子百家的臆想”,至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古史建设”则是“然后”的事。

  前述顾颉刚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叙述体系进行调整的云南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既然顾颉刚要清理、整合多年疑辨古史的具体成果,以考定结论,建立系统,那他吸收古史研究的新成果,对先前论断作出调整,当属情理之中。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着顾颉刚基本古史观念的改变。事实上,对于云南大学和兰州大学两部讲义在其学术演进历程中的定位,顾颉刚是有明确论述的,如1949年油印《浪口村随笔·序》所说:

  予自毕业大学,立志从事古史,迄今垂三十年,发表文字已不止百万言,而始终未出一整个系统……年已老大,苟不早从考索之功进于独断之学……则此生终有一大事未了……两大学中所讲(按:即云南大学和兰州大学),特粗引其绪,至于确然立一系统,示后学而无疑,其事尚远。(65)由此亦可看出,从1939年云南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到1948年兰州大学《上古史研究》,都是顾颉刚治学阶段转向“建立学问系统”的结果。序文中所说“从考索之功进于独断之学”,正是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也是上述诸多调整的根源所在。但无论“考索”还是“独断”,其背后的核心观念都是中国古史“层累”造成说,这一点是不曾改变的。

  大致在1940年前后,顾颉刚治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有意识地清理、整合先前考辨古史的成果,“使各单篇能成一个大系统”,“建立学问的系统”,亦即其自谓“从考索之功进于独断之学”。在这一背景下,他吸收当时古史研究的新成果,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叙述体系进行了调整,如将中国的有史时代和古史的成伪时代提前等。这些都是顾颉刚古史研究中的变动,但这些变动都是其治学阶段自然演进的结果。无论叙述体系如何调整,学问系统如何构建,他对中国旧有古史系统乃“层累”造成的基本观念,始终是没有改变的。

  学界常有论者见到顾颉刚的著述中出现类似“建立系统”的说法,便称其古史研究转向“建设”。这是对“建设”概念的泛用,容易造成对顾颉刚古史观念的误解。在围绕顾颉刚及其“古史辨”的相关问题上,“疑古”、“信古”、“破坏”、“建设”、“重建”等概念,都有大致固定的内涵:“疑古”、“信古”、“破坏”等,针对的是旧有古史系统、古史学说;“建设”、“重建”等针对的则主要是客观、可信的新古史。1940年前后,顾颉刚所要建立的系统,是“层累”观念下的系统,不同于当时语境下的“建设”或“重建”。

  同时,我们讨论顾颉刚古史观念转变与否时,常将之置于“疑”与“信”、“破坏”与“建设”等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这些框架,可以适度采用,但不宜简单套用。在“古史辨”的语境中,“疑古”与“信古”可以视为对立关系,但“疑古”与“建设”则不同。“疑古”并不意味着不能“建设”新古史,而“建设”新古史,也不意味着不能坚持“层累”观念。事实上,在“古史辨”之后从事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多数学者中,是承认“层累”现象的存在的,只是程度或有不同,这二者之间应属前后相继的关系。如果不明确这些概念在当时语境下的内涵及关系,那在今天的讨论中,很容易造成“破坏”与“建设”对立不相容的认识,甚至出现类似顾颉刚由“疑”转“信”的说法。

  注释:

  ①如杨向奎以1930年《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为据,认为顾颉刚“恢复到今文学派康有为的立场”(杨向奎:《论“古史辨派”》,顾潮编:《顾颉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7页);冯峰从现代考古学兴起对“古史辨”影响的角度,认为193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关注点,从上古史实转向了“上古观念史”(冯峰:《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德里克在讨论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提出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在治学方法上出现了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彭明辉依据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提出20世纪30年代其古史观出现了从“破坏”到“建设”的转变迹象(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43-164页)。

  ②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00、207页。

  ③**:《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3-34页。

  ④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6,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页。

  ⑤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1-85页。

  ⑥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第118页。

  ⑦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第118页。

  ⑧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第116页。

  ⑨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第89、98、103页。

  ⑩顾颉刚:《浪口村随笔》,《责善半月刊》1940年3月创刊号。

  (11)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第74页。

  (12)顾颉刚:《发刊词》,《责善半月刊》1940年3月创刊号。

  (13)顾颉刚:《浪口村随笔》,《责善半月刊》1940年3月创刊号。

  (14)顾颉刚:《后记》,《齐大国学季刊》1940年11月新第1卷第1期。

  (15)顾颉刚:《文史杂志复刊词》,《宝树园文存》卷2,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47页。

  (16)顾颉刚:《发刊词》,《责善半月刊》1940年3月创刊号。

  (17)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6,第11页。

  (18)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5-146页。

  (19)柳诒徵曾发文批评顾颉刚不懂“《说文》之谊例”,但从文章内容看,他似乎并不了解顾颉刚等人讨论的问题是什么,随后便被顾颉刚、钱玄同、魏建功、容庚等人所反驳。参见柳诒徵《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等文,均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217-264页。

  (20)参见刘掞藜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和《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胡堇人的《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均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82-92、151-186、92-96页。

  (21)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94页。

  (22)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04页。

  (23)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94页。

  (24)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139页。

  (25)卫聚贤:《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抗战前十年之中国》,龙田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第637页。

  (26)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46-147页。

  (27)许冠三曾有“缩小研究范围,集中精力于东周以下的若干专题”说法(《新史学九十年》,第202页)。王汎森征引许书观点提出了顾颉刚因受傅斯年影响“决定调整疑古运动的方向”一说(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31页)。张京华有“略带有些自守的倾向”说法,但认为这“只是他(顾颉刚)学术自守的最低‘下限’”(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188页)。

  (28)顾颉刚、童书业:《鲧禹的传说》,《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499-552页。

  (29)《三皇考》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2,第1-242页;《夏史三论》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553-611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见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203页。

  (30)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关系说及其批判》,《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43-344、292页。

  (31)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47页。

  (3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1939年3月1日,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4页。

  (3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1939年6月30日,第245页。

  (3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3月7日,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页。

  (35)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47页。

  (36)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83页。

  (37)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230页。

  (38)《州与岳的演变》和《九州之戎与戎禹》两文参见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第43-74、118-139页。

  (39)四个“打破”,见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202-204页。

  (40)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3,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68页。

  (4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页。

  (4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37页;《致王伯祥:自述古史观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76页。

  (43)李扬眉《“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文史哲》2006年第5期)一文,对“东周以上无史”说的内涵及相关批评,有较为客观深入的分析。

  (44)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7页。

  (45)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李济文集》卷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509页。

  (46)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3,第473页。这里需略作说明的是,在云大《讲义》之前,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春秋史讲义第一编》(1933年)和《春秋史讲义》(1936-1937年)已经肯定了商朝“有史”,但相对而言,云大《讲义》叙述更为系统。

  (47)详见《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各章注释。

  (48)胡适:《自述古史观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2页。

  (49)顾颉刚:《春秋战国史讲义第一编》,《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2-120页。

  (50)顾颉刚:《中国古代史述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第413-416页。

  (51)顾颉刚:《春秋史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第423-424页。

  (52)顾颉刚:《中国古代史述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第415-416页。

  (53)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3,第452-467页。

  (54)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3,第466页。

  (55)参见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一》,《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7,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1-110页。《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经王煦华续作后,改题《崔东壁遗书序》,收入《顾颉刚全集》时,又改题《崔东壁遗书序一》。

  (56)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第43页。

  (57)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第139页。

  (58)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1939年6月30日,第244页。

  (59)顾颉刚:《上古史研究》,《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7,第275页。

  (60)顾颉刚:《致张静秋》(1948年8月22日),《顾颉刚书信集》卷5,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9页。

  (61)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3页。

  (6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1939年6月30日,第244页。

  (63)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09页。

  (64)顾颉刚:《致张静秋》(1948年8月29日),《顾颉刚书信集》卷5,第254页。

  (65)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序》,《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6,第12页。

《史学理论》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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