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民回忆录---忆儿少---073初中時代20200405

外行人

每一個人出生之後，都必須要被人扶養，還要被社會化，直到有一天能獨立生活、獨立思考。念初中，是我被社會化過程的一個階段。

   




1960年代的台灣，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念初中的，而且還要經過聯考的篩選。為了擠進“第一志願”的“名校”，全台灣的小學進入一種氛圍—“惡性補習”。我很幸運的擠進了當地“名校”，當年填選志願學校有8所，省立1所、縣立5所、私立2所，我排在所有考生的前8 分之1。
    臺灣省立鳳山高級中學，創立於1939年，日治時期為農業學校，1954年改為臺灣省立鳳山中學，是一所完全中學，分高中部、初中部，當年的聯考考區，高中部排名第二志願，初中部學區僅限高雄縣區，為第一志願。

    長大之後，我一直有個疑問，擠進前幾個志願的學校，其師資是否比較優越？設備有否比較完善？我沒有實際做過比較，但我認為，他們的升學率比較高，是因爲他們錄取了前段班學生之故。

    我初中時代的老師，很少有“正統”師範體系培養出來的，其中，1945、1949年之後，分別從大陸來台的師資佔多數，他們的各省鄉音很重，大多住在學校旁的宿舍。其次是台灣在地大專校院畢業的年輕人，當時能念大專者很少，畢業後很搶手，但願意從事教育工作者並不高。

我認為，會講英文不一定會教英文，會打球不一定會教球，想當老師一方面要有意願與善意，另一方面也要懂得教學方法以及教育原理，由於當年缺乏師資，因此尚未嚴格要求教師具有教育學分。我印象最深的是初一的英文老師，他是個新加坡華僑，長相與個性和藹可親，因此都被我們欺侮，管不住上課秩序。

    念初中就是要升學，不是考高中就是高職、五專，很少例外。小學的“惡性補習”模式，到了初中階段並不適用，主要原因是初三生已經長大了，又有叛逆性，不是打罵教育可以駕馭的。所以，學校為了增加升學率與知名度，提高了留級率，讓不用功或跟不上的後段生多讀一年，以示警惕。

說真的，我是經由“惡性補習”考上初中的。小學的“惡性補習”有幾項特色：老師全天候緊盯、打罵教育、考試領導教學、填鴨式教育、放棄非升學科目、額外補習、上輔導課等，因此培養出擅於應付考試的學生，自己不卻懂得如何唸書，也就是說不知道如何唸重點，以應付考試。

    我上了初中，每天穿著驕傲的制服，帶著便當，踩著腳踏車上下學，學校按課表操課，非常適合我外向的、好奇心重的個性，廣泛接觸各種科目老師的薰陶，尤其是那些所謂的非升學的藝能科目。但是每個月有月考，每個學期有期末考，重點科目經常有小考、抽考，讓我有排斥感。

    由於我是那位不懂得自己如何唸書的學生，初一7個升學科目，只有2科及格，被判留級。每個班級50幾個同學，約留級10個，留級率近20%。我反省起來，“自律性”不足，是我們這些留級生的致命傷，俗稱“高智商、低成就”，對我而言，是一大打擊。

    對一個留級生而言，要面對長輩的指責，同輩的嘲笑，同學的歧視，自尊的受損，自信的打擊。此外，有好幾門課是相同的老師，在課堂上必須重複聽一次，作業重複做一次。心想：當年在認真聽課與做作業之下，為何還會留級呢？反省下來發現，課後缺乏即時複習，缺乏重複演練作業，是最大得致命傷。我花太多時間在工藝、美術、體育和童軍課程，月考到了才要複習那麼多的功課，每次都臨時才抱佛腳便來不及了。

    重讀初一過關後，初二就比較順暢了，但對英文有排斥感，不知是記憶能力有先天障礙，還是老師教學法不適合我，迄今我還是沒有答案。有些同學到了初二才被留級，極少數同學初一、初二都留過級。上了初三，學校採能力編班，將全年級個別優秀的同學集中一班，男女合班，任課老師都是一時之選。其餘的仍然男女分班，我被編在普通班。這個特優班高中聯考時，聽說全數考上第一志願，普通班每班也有10位左右考上第一志願，我很幸運的是其中之一。

    記得當年月考、期末考都很嚴格，由各科老師輪流監考，教室外還有人巡堂監控。考完試者可提前交卷出場，這是小學生沒有的經驗，有些臭屁的同學還比賽誰先交卷。溫書假是另一特色，通常是期末考、畢業考，考一天放一天，我很不習慣放溫書假，因為不知道要如何溫書。

由於初中的教材是教育部統一編定的，老師可以照本宣科，又有教師手冊輔助，對教師的教學上並無阻礙，學生能否吸收，各憑領悟力，若要應付考試，自己需要再下一番工夫，購買課外參考書，或到補習班補習。上了初中，逐漸領悟到，書要自己去唸的，不像小學時期，只要聽老師的話照學、照做就了事。初中的科目多，課本的知識有限，想要融會貫通、舉一反三、外延應用，是要再努力的。

補習，就是補救學習，嚴格來說，因病、因事請假缺課過多者才要補習，或者有學習障礙，導致跟不上進度者，也提供補習。基本上，一般學生是不需要補習的，但是，利用課外時間到校外補習班補習，通常是家長的要求，而非學生主動參加。我在初二、初三都曾短暫參加補習，發現老師所講的和課堂上所講的相當類似，也就是多聽一次，優點就是加深印象，但也造成無聊寡趣，許多同學專注力不足，在教室騷動，甚至翹課，我是其中之一。我發現，老師在課堂上教過的，課後一定要複習、演練、背誦，方能真正地吸收在腦海，以便應付千變萬化的考題。

我們的學區，以鳳山為核心，除鳳山本地生外，許多遠自大寮、林園、小港、大樹、大社、仁武等鄉村，或搭車，或騎車通學，少數從岡山、旗山過來的，他們有些賃居在學校周邊。最特別的是“山地生”，就是高屏地區的原住民族，政府為了提高他們的教育程度，以保送的方式入學，集中在我校初中部。

基本上，念我校初中部的同學，都是各校小學畢業的前段生，家長都寄予厚望，我發現，越是偏鄉來的同學越用功，雖然必須騎很遠的路，搭很久的車，他們絕不遲到，即使下課時間也在看書，雖家境清寒，上進心卻超強。而像我這種好玩心重的同學較少，學校下重手留級一年，多半有效。

全台有多少所初中部有“山地生”，我目前尚查無資料，以耳聞印象，應不超過10所。他們應該也是當地小學的佼佼者，每個年級約有一、二十人，全是男生，集中住在一間教室大的寢室，上下舖床位，三餐集中在伙房旁的竹構餐廳，伙房也是全校蒸飯的地方，他們的伙食品質如何？我從未看過。他們是否要繳學費？有否制服補助？食宿是否政府提供？有否生活補貼？我一概不知，也從未過問班上同學。

“山地生”的課業無法跟上我們漢人，教育部規定他們考試只要40分及格，他們還是經常留級，初中念五、六年畢業是常態。但是提到運動表現，我們漢人真的望塵莫及，全校運動會、球賽、各種校隊都有他們的身影，有幾位還是全省中學運動會的奪牌者。1968年九年國教實施之後，這種“山地生”保送制度就改制了。有學者說，這是一種漢化教育，會斷裂了原住民原有的文化。

初中時代，是每個人青春期的起始階段，第二性徵一一浮現，尤其是我們男生的聲帶改變最為明顯。我的身體成長慢同學半拍，先天的遺傳體型也在平均值之下，因此都坐在教室前二排，但在運動場上的表現，我骨子裡有一股不服輸的精神。同學們多少都有叛逆行為，在管理組長和教官的壓制之下，還不至於有嚴重的打群架、集黨派、偷竊、霸凌、性騷擾等事件。

念初中的過程，我很少麻吉好友，通常和坐前幾排的矮個子玩在一起，尤其是下課後借球在運動場上玩，結果我們幾個都留級了。由於我校還有高中部，體育教師不論是隨政府來台的，還是台灣在地體育科系畢業的，體育課、早操、課外運動、運動代表隊等都很正常，也藴育了我之後投考體育系的溫床。

我校雖男女合校，但採男女分班上課，管理嚴格，基本上沒有和女生交談、認識的機會，社交圈幾乎只限制在自己的班級上，甚至連自己小學同學都疏遠了，這也是升學主義下的代價之一。

學校對學生制服有嚴格的規定與要求，有夏冬季之分，初中部學生為童軍服，男生夏天短卡其上衣、短卡其褲，一律理光頭，女生短卡其上衣、黑裙，髮型一律清湯掛麵耳垂上一公分，冬天改長袖、長褲加一件外套，男生戴塑膠圓盤帽、黑色鞋，女生戴大圓盤草編帽、黑色鞋。體育服無夏冬季之分，為白色長褲、運動鞋。上衣均繡上學號等個資，每學期開學註冊時，上列服裝都要檢查過關，而且長短袖衣褲裙等要有二套。說真的，這對家境清寒者，是一筆不小的開銷，許多同學包含我在內，每天都只穿這些制服，沒有所謂的便服，也算省下一筆開銷。

每天日常作息按課表操課，沒有被挪用情事，即使到了初三面臨升學考試，也沒變相調課。由於科目有十來種，每天晚上做完功課、睡覺前，需整理書包，將隔天的課本、用具整理好，一早起床吃完早餐、帶著自己整理的便當，騎著腳踏車上學。被養成一種規律化、機械化的社會人。

早上學校有早自習、打掃時間，部分同學被安排清掃公共區域。90%的同學都帶便當在教室吃。一早進教室就把便當盒放在竹簍裡，初一時個子小，全班約50個便當有40-50公斤重，需安排4人才抬得動，將整個竹簍抬到伙房。伙房有好多位工友負責，他們都是退役軍人，每天負責全校近三千個便當，而且每個班級不能弄亂，這可要很有經驗。便當盒外形相似，同學必須將自己的便當盒做特別的記號。

我在校4年間，正值校舍汰舊換新之過渡期。初中部的校舍最老舊，只有一樓木造瓦房，看似日治時期所留下的。通風、採光尚可，校園院子很寬敞，有大樹庇蔭，環境頗為優雅。上音樂課有專用教室，體育課在運動場，其餘課程都在自己固定的教室上。學校的田徑場為三百公尺泥土跑道，還有數面籃球、排球場，然而初二時，田徑場被開挖改蓋新樓，運動會田徑賽辦不了了。學校最具特色的是擁有一座禮堂兼體育館，有三千個座位供全校師生同時聚會，舞台完善可供表演，放映電影，禮堂中央可移開座椅，是一面籃球場，惟平常不提供學生使用。

每週六上半天課，最後一節安排開班會，學習民主教育，期末時會改成同樂會，動支班費購買一些零食、飲料，大家唱唱歌、說說笑，全班都是男生，偏屬男生的遊戲與娛樂。學校每年也會舉辦社團成果表演會，最精彩的就是女生班的歌舞秀，挺有水準的。此外，每二週一場電影，品質都很好。我推測，我校是省立的學校，經費、設備似乎比他校好很多。

我們的教室規格與設備和小學差異不大，只有課桌椅是個人獨立的，有些教室的木製課桌椅連體，不好搬運和移動，掃地時比較麻煩。男生班的教室佈置比較馬虎。值日生最主要的工作是擦黑板，初一時沒經驗，擦完黑板滿頭、滿臉、上身都是粉筆灰，之後才知道要從上而下慢慢抹。

學校每天早晚有升旗、降旗典禮，通常加上早操。此外還舉行每週的秩序、整潔比賽，以訓練自治能力。午餐全校學生不得外出，一律在校內處理，同學午餐通常只花10-20鐘解決，午休不得出教室。我們習慣趴在自己書桌上小憩，我發現部分同學從來不睡覺，可能是體質因素，或者沒有午休的習慣，他們有些會在教室走動，少數用功的同學利用午休時間看書，這些“違規”同學會被“糾察隊”制止，扣“秩序比賽分數”。

    我校初中部學生是經過全縣聯考過濾後的前段優等生，投考高中時理應優於他校，但事實並非必然，個別差異很大。記得小六時，導師帶著全班同學在教室填寫聯考報名表與志願表，他一一唱名讓同學填寫志願學校順序，既不經家長同意，也沒向同學解釋順序為何這樣填寫。

    聯考的量化分數排序是殘酷的，少了零點幾分可能就差了一個志願。大體上，第一志願的後100名與第二志願的前100名，其分數可能只有5-10分之間，也就是答對2-3個題目之誤差而已。在不同志願學校經過至少三年的初中教育之後，同時參加高中聯考，原念第一志願者未必優於原念第二志願者，因為其中的變數還有很多。換言之，“一試定終生”之聯考制度，有待商榷，自身的自覺與努力更重要。

    我參加高中聯考前之最後一個學期，開始意識到自我要求的重要性，不像小學時期有老師從旁規劃進度。同學們也相互研究如何準備聯考，分析自己的強項與弱項。我分析的結果，自認五個考科中，數學最強，英文最弱，國文普普，社會與自然之範圍最廣。為了截長補短，畢業典禮結束後，我沒上補習班，待在家裡做最後衝刺，模仿小學時考試領導教學的方法，購買各科的測驗試題，不斷的自我測試、訂正、熟記答案，反覆一次又一次，最有效的是社會與自然二科，英文則已經呈現半放棄狀態。

    各科考完之後，自己嚇傻了，數學被考倒了，核對報紙公布的答案，覺得自己會落在第一與第二志願之間。放榜當天親自騎車回母校門口看榜，在擁擠的人群裡看榜，既緊張又刺激，在一列列的名單中搜尋自己的名字，心跳加速，滿臉充血，手指微顫抖，突然一陣暈眩，發現自己名字，再核對准考證號碼，腦海一陣茫然，沒有尖叫，沈穩的慢慢退出人群，騎著車子回家稟報家人喜訊，雖然是吊車尾，總是如願上了第一志願。今日回憶起來，確實是當時的規劃策略奏效。

    其實，在高中聯考考完之後一週，也參加了五專聯考，題目非常簡單，除了英文之外，每科分數都很高，但是有同學高中聯考不理想，五專卻能考上第一志願，因為他的各科實力平均，在有鑑別度的試題上，展現了真正的水準。我只能上第二志願，所以放棄登記分發。

其實，我的高中聯考數學科只獲46分，比放棄的英文科還少2分。據說，此年高中聯考榜首的數學才得60幾分，最高分的也只有70幾分，這種考倒全數考生的試題缺乏鑑別度，實不足取。而放棄英文一科的策略，是影響了我日後學習、進修、升遷最大的障礙。



作者：徐元民（歡迎轉載或引用，並註記文章來源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