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民回忆录---忆儿少---001文山國小2018/08/01

外行人

001文山國小2018/08/01

   我滿六足歲念文山國小，它的東側校門離我家門口只有十幾公尺，我們經常笑說：‘下課時回家喝一口水，還來得及回教室上課’。我也戲稱它是我家的‘後花園’。學校上下課的鐘聲，早操時間、打掃時間、放學時的音樂，在我家聽得一清二楚。

   文山國小位於鳳山火車站後方約一百多公尺，於1953年開始招生，是繼鳳山國小（1898



）、五甲國小（1924）、大東國小（1938）、誠正國小（1948）之後，鳳山的第五所小學，也是1945年二次大戰後，因應嬰兒潮所增設的小學。（鳳山國小與曹公國小的校史都創始於1898年，歷經幾度曲折於1959年正式分成二校。）
   我入學當年有五個班級，校舍呈ㄇ字型，有木構、有磚牆，也有鋼筋水泥三種結構，都只有一層樓，校舍中間有一個二百公尺的田徑場。我的教室和念六年級大姊的教室遙遙相對，大姊取笑我說：‘你當班長很臭屁，在教室走廊全班整隊喊口令時，聲音都傳到我們教室裡來’。我的導師是一位剛從師範畢業的女老師，長得像個洋娃娃很可愛，可惜一年後就轉走了。

   師範學校畢業才18歲，這是當時絕大多數初中畢業生夢寐以求的學校，倒不一定是非常想當老師，而是念師範是全公費，免學費、食宿，還有制服、書籍費補助。然而，這樣‘科班的’、‘正規的’老師，在全校比例很少。1945年政府接收台灣後，學校制度從日本式教育改為中國式教育，所有學校師資嚴重缺乏，有就近從福建徵聘的，有將受過日本式教育者加以培訓的，還有一些於1949年隨政府撤退來台的軍方、官方眷屬‘甄選’進來的，還有一些經過‘檢定’就可當老師的。在升學主義高漲的時代裡，每個小學六年級開始補習，有些學校甚至五年級就開始補，有些老師招攬自己的學生到家裡補習，有補習的老師算是‘肥缺’。

   我的二年級班導師姓侯，三、四年級班導師姓汪，都是眷村的女眷，五年級的班導師姓鄭是外地人，每天搭火車來學校，他不太有經驗，我們班是當時五年級五個班裡，表現最差的班，也是我行為最散漫、過得最快樂的一年，升到六年級每天都和國語、算數、作文老師見面，班導師姓李。最值得一提的是校工老鍾，他是個單身外省人，沒念過書，以校為家，包辦全校所有的雜事，勤奮、認真、忠誠無話可說，後來娶了一個原住民，生了一個獨子，在學校的角落搭簡易宿舍，直到退休後還義務擔任學校義工，是一個‘永遠的校工’。

   由於我們的學區幅員較廣，同學分別來自三個日本宿舍區、二個眷村、二個農村、一個警察新村、一個大陳義胞村，以及非以上屬性的店家、工廠、勞工子弟。若以族群來分，‘本省人’、‘外省人’、‘河洛客’皆有，原住民和富家子弟幾乎沒有。就家長職業別來看，涵蓋士農工商軍警教，非常多元。

   我們在學校被規定要說國語，透過全班同學相互制約，否則會被罰錢。然而，同學私底下還是習慣說母語，我在這種環境下，自然而然的培養出‘雙聲帶’，國語、閩南語都很流利，而且我發現，我們這些族群的長輩們，國語腔調五花八們，閩南語也有所差異，但是到了我們這一代，卻逐漸‘統一’了。

   這個時期正是兩岸軍事對峙時期，政府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與身體，因此實施愛國教育和身體規訓教育，‘禮義廉恥’大匾額高掛在學校中廊最顯目的地方，班級分別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取名，從小灌輸四維八德的道德教育，每天早晨師生舉行朝會，實施唱國歌、升旗、表揚、訓誡、早操等儀式，氣氛頗為嚴肅，其中低年級的早操和中高年級的早操難度有別，當喊口令的示範老師站在司令台上，將全體同學隊伍散開之後，大家整齊劃一的隨著音樂做肢體操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班導師會站在自己班上學生的最前頭，以身作則。

   當時學校還有一個防空洞，我們經常在那裡玩捉迷藏；二個廁所和一個垃圾集中場，這是我在五年級時負責的‘管區’；溜滑梯、盪鞦韆、各種攀爬架，以及好幾座旋轉式的木馬、地球儀等大型的機械遊戲機。

   我認為，二戰後台灣的政經環境相當險惡，在歷經三、四十年的努力，創造出‘經濟奇蹟’，實施普及的、平等的國民教育應居首功。小學是社區化的機構，大凡選舉、里民大會、軍方演習紮營，都借用小學，校友打球、民眾運動健身、散步聊天，也利用學校設施；然而，有些民眾缺德，校園就很難管理，設備很容易遭破壞，每到放暑假前，高年級同學要負責將課桌椅集中幾個教室上鎖，但效果仍然有限。

作者：徐元民（歡迎轉載或引用，並註記文章來源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