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山东滕州人,1956年1月生,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该系史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是国内首批史学理论专业毕业生,留校任教。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政协第十三届常务委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本文系作者于2017年1月6日上午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6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班上的讲稿,博士生汤莹根据录音进行转换整理,郭震旦副教授做了部分校阅工作,作者对文稿做了最后的订正。该文发于《思想战线》2019 年第 5 期 第 4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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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
——与青年学生谈治学
“理论”在近几十年成为史学界谈虎色变的一个话题,在有些人那里甚至被视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常有人通过“揶揄”“理论”来显示自己的学问是多么的“纯粹”与“学术”,这或许是学术上的钟摆效应使然,是对前几十年“理论”独步天下地位的反弹与报复!然而,老话说过犹不及,对“理论”的漠视已影响到学术的正常发展。针对这一情形,本文欲逆水行舟,谈谈“理论工具”在学术史研究中的作用问题。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学界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出现专文探讨和研究什么是“理论”的文章,但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要是一些临时性的想法,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完备且有一定深度的见解。
一、乾嘉身影与“史论关系”问题的提出
我先给大家谈一点关于史学史上“史”与“论”关系的情况,作为一个铺垫。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是以“乾嘉学派”为基本背景的,认清这一点极端重要。中国学术史上,汉学和宋学之间因路数和致思对象的差异而产生对抗,譬如“汉学”重“五经”, “宋学”崇“四书”等等,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是为“汉宋之争”。两大学派自宋代以来长期共存,各有轨辙,差异冲突至为彰明。发展至清代,乾嘉汉学取代程朱理学占据学界主流,这一点构成20世纪史学演化的基础。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对乾嘉汉学作了非常充分的阐发,乾嘉汉学对20世纪的整个中国历史学影响巨大。
笔者在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学术界有所谓“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我们被笼罩在乾嘉汉学的身影之下,直到现在仍未完全走出。今天的所谓“国学复兴”,与“乾嘉汉学”路数并无实质性区别,这是我们大家在考察20世纪学术史、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时应该特别注意到的一个重要方面。
实际上,20世纪史学有两条起源路径。一是由乾嘉汉学演化而来。顾颉刚先生等人的治学,早年在乾嘉汉学的滋润之下,慢慢演化,后来成为人所熟知的古史辨派,再后来走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形式上来,这是一条由经入史的路线。二是直接从国外传播而来,即先后从日本、法国、德国、苏联、美国引入。
我把20世纪初占主流地位的,由乾嘉汉学演化而来的,包括顾颉刚先生在内的这一路径叫做“新汉学”;把另一条从西方传播进来、向西方学习获得的治史路径,叫做“新史学”。“新史学”和“新汉学”,是我用来清理20世纪前半叶史学史所使用的一对概念工具。
由乾嘉汉学演化而来的这一学派,或曰治史倾向、治史风气,在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占主流地位,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度登峰造极,风靡文史哲三界,直至30年代前期,也仍然如此。因为它的学术基础过于雄厚,以致很多人难以从中走出。
20世纪那些史学大家之所以能够从容过渡过来,跟西方现代学术分类有关。西方现代学术分类把完整的学问分成中文、历史、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中国传统的分类是图书馆分类,也即所谓的学问分类——经、史、子、集。西方现代学术分类和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之间,只有一门学科可以直接对接,即历史学。“经史子集”中有“史”,20世纪的西方学术分类有历史学这一门类,所以治历史的学者大都能较轻松地跨入西方现代学术分类、现代学科体系之中。
而其他类目均不易对应现代学术分类。集部是文章别集、总集,很多是个人文集,其中内容庞杂,不完全属于文学。将子部对应于思想史,也未必尽然。而经部就更复杂。所以说,治其他学问的人要栖身于西方现代学术分类,须经过一系列的转型、调整和改造。可还没调整完,学术界形势已经大变,根本来不及调整。
先师葛懋春先生曾说,20世纪最发达的一门学问就是历史学。他说,哲学,我们只能找到金岳霖先生或者其他极个别的一些人,像冯友兰先生等严格地讲都是历史学,中国哲学史是历史学。文学史也是历史学,包括萧涤非先生等都是研究文学史的。文学这一门类、哲学这一门类,在20世纪学术业绩都远远小于历史学,核心就在于历史学长驱直入,从传统的学术分类,直接进入20世纪的学术分类之中。
20世纪初期, “新史学”虽已被提出,但乾嘉汉学的影响,如治史方法、学术观念等,根深蒂固,包括章太炎先生在内的很多老先生很难从中走出。像王国维先生这样经过西学训练的是极少数,多数人只获得了一些西学的皮毛,骨子里仍然是中国传统学术,仍然是乾嘉汉学。乾嘉汉学的治学纲领之一是实事求是、从材料出发,按照钱大昕的说法,就是不要评论。他说治学、治史不要评论,只要把事实清理完就可以了。而我们现在看,乾嘉汉学的学科属性,就是20世纪的国学、汉学,从20世纪学科划分的角度,我们如果给它找一个学科属性的话,完全可以把它归到文献学学科范围之内。乾嘉汉学就是文献学,在历史系就是历史文献学,在中文系就是中国古典文献学。新汉学或者说是史料派,在20世纪的学科属性基本上是在文献学的范畴之内,包括今天的国学。国学里大多数是文献学。为什么国学一兴盛,对古书的点校和整理都跟着发达起来了,因为这是它的学科属性、学术本性决定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乾嘉汉学的治学纲领在20世纪初叶依然占主导地位,占主流和支配地位。大家的观念仍然是这样,它的纲领就是所谓的实事求是,从文献出发,一字一句地考证、训诂。这是一套古文献学的作业方式。
但分歧发生在了李大钊这里,其他包括梁启超先生等人都不明显。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明确提出:考证不是历史学的终极目的,考证只是手段。李大钊特别提出,历史学有两项任务,一是发现事实,二是解释事实,而解释事实异常重要。虽然李大钊被视为***主义史学家的先驱,但是李大钊在***主义史学史上的地位至今未能得到充分肯定。大家大多把***主义史学、唯物史观派史学的正统上溯到郭沫若,很少上溯到李大钊。这一状况存在很大问题。
从李大钊开始,一种有别于新汉学的研究路线出现了,注重对历史的解释,注重理论、观念、概念的作用,这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当然,此前从日本传入的一些教科书当中已有类似的东西,但那是结合大量中国历史上的实例所作的说明,表述并不清楚。从李大钊开始,唯物史观派诞生了。唯物史观派高举的旗帜是***主义、唯物史观、五种生产方式,这个我们稍后还会涉及。
从李大钊开始,再往后演化,则是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再往后,一派高扬理论,一派强调史料,治史分野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翦伯赞在他的论著中断定:没有理论,史料等于废物。他说的非常清楚,对史料派很蔑视。当然,两派在对抗的时候都有意气之争的成分。史料派看不起唯物史观派,认为是空论、空头史学;唯物史观派看不起史料派,笑之为“四脚书橱”。
这两条治史路线,从李大钊时就已经或隐或现地开始对抗。但是史料和史论的对抗——或偏重史料,或偏重理论,或两者结合、两者平衡——本来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没什么了不得。问题在于强调理论的人更多地是强调***主义理论,而***主义到1949年之后变成意识形态。所以史与论之间的争论或多或少地带有了意识形态属性。强调史料的这些人在***主义者看来是排斥***主义的指导。严格地讲,在现实的分野当中,***主义者就认为强调史料的人是站在另一个阵营当中。所以说,如果单纯的史料和理论之间的差异,单纯地强调这一侧面或是强调另一侧面,根本不带有意识形态属性,至少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因为“论”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被局限在***主义理论范围之内,使得这一争论带有意识形态性质,变得很尖锐、很敏感,格外引人注目。
到了1949年,唯物史观派所从事的社会事业——中国***的革命获得了成功,翦伯赞、范文澜等人摇身一变,成为史学界的主宰,陈寅恪先生等人被迫南迁,有一本书叫《南渡北归》,就是记录这些问题。既然唯物史观派所从事的社会运动获得了成功,唯物史观派自然也就成为学术界的领袖,所谓的“史界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成为史学界最高的权威,史料考订派在一段时间之内低下了头。
但是,当唯物史观派蔑视材料的倾向走向顶点超出一定限度时,史料考订派重又出来发声。这次争论,一派将“以论带史”作为旗帜,另一派则以“论从史出”为旗帜,争斗由此开始。这个争斗一直到现在仍然或隐或现。在特别强调史料的这一派学者看来,拒绝理论带有拒绝***主义的意味;而在***主义者看来,过于强调史料则是想摆脱***主义的指导。现今史学界仍然多多少少带有这样的意识形态倾向。
从1949到1979年, “以论带史”占主导地位;从1979年到现在, “论从史出”占主流地位。我的文章《从反思**史学走向反思改革史学》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之前把“论”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之后则把“论”贬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今天仍然处在把“论”贬低到无以复加程度的阶段之内。我之所以提出要反思“**”之后,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主要目的就是要像我那篇文章的副标题一样,对若干史学关系再平衡进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