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也谈“最早的中国”

外行人

2019年11月21日 09:49 来源：《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  作者：张国硕(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 “中国”一词的涵义主要有五种,各有其存在的基础。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应具备位于黄河流域、进入早期国家、文化地位占据优势等三项基本条件。依据较为可信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判断,地域意义上“最早的中国”主要是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区,都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周王朝的都邑,族群文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应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国家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汉帝国以后,而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当为陶寺文化之邦国。二里头文明应为“最早的王国”,可谓当时的“中国”,但不应是“最早的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尚未进入文明社会和早期国家阶段,庙底沟时期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不应被视作是“最初的中国”。
　　关键词:中国; 涵义; 条件; 早期

　　近年来,伴随“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和夏文化探索进程,学界提出了“最早的中国”或“最初的中国”问题,一些学者对何时、何地为“最早的中国”或“最初的中国”各抒己见。较早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证的是许宏先生,其在《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等著作以及多篇论文中,明确提出“二里头国家”是广域王权国家,是“最早的中国”[1]。继许宏之后,何驽先生鉴于陶寺文化的诸多考古新发现,提出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是“最初的中国”[2]。二者坚持自己的观点,热心者甚至在2016年组织专场辩论会,邀请许宏、何驽到北京大学直接现场“对决”,并用网络直播方式扩大影响,其关注人之多、争辩之热烈在近年史前夏商考古领域实属罕见。此外,其他学者在此前后也不同程度地加入到研讨的行列之中[3]。回顾分析有关研究历史可以发现,之所以学界对“最早的中国”问题的看法分歧严重,除了史学观、研究方法有明显差异之外,主要还与不同学者确定的“中国”涵义不同有着直接关系。如有学者是按照“王权国家”的形成判断何者是“最早的中国”,有的学者则是按照地理位置“居中”判断那一个地方是“最早的中国”,还有以现存古代文献明确记载有“中国”一词而确定何处是“最早的中国”,更有以考古发现判断某一阶段的某一文化或文化圈是“最早的中国”。笔者在学习、领悟诸位学者的高论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有关“中国”的概念十分复杂,而且其涵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研究者应首先全面理解、掌握有关“中国”的涵义,还要确定出判断“最早的中国”的标准,进而区分出不同涵义基础上的“最早的中国”。本文拟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希冀推动有关“最早的中国”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 “中国”的涵义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一词涵义相对简单,一般不作他用,主要是指“国家”,专指中国之全部领土[4],具有地域、文化、政治、民族上的特定含义。
　　古代的“中国”一词,其涵义则较为复杂,且前后发展演变特性十分明显。总结古代文献和当今学界研究动态,可以发现有关早期“中国”一词的涵义主要有五种[5],其中文献记载至少有四种涵义,当今学界的论述至少有一种。
　　“中国”涵义Ⅰ:地域意义上的中国,是指中心区域,即“天下之中”,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含义相近。古代华夏族群活动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为是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最初主要是指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的区域,后来随着华夏族群、汉族群活动范围的扩大,黄河流域乃至更广泛的区域被称作“中国”。西周文献有明确的地域意义上的“中国”观念。如《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里是说,上天既然已经把“中国”的臣民和疆域赐予周先王,当今的周王只有施行德政,教导殷顽民,使其心悦诚服,以此完成先王所承受的大命。这里的“中国”特指一定的区域,应为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汉代以后文献常见地域意义上的“中国”,其范围有所扩大。如《史记·天官书》:“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此“六国”当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等诸国区域。《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此“中国”显然是指三国时期的魏国版图。此外,《尚书·召诰》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逸周书·作洛解》有“(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的记载,《汉书·地理志下》云“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此等“土中”即“中土”,虽然与“中国”说法不同,但意思是一致的,都是强调伊洛一带为“天下之中”,即“中国”。
　　“中国”涵义Ⅱ:都城意义上的中国,是国家政治中心的别称,专指都城、都邑、京师。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毛传》:“中国,京师也。”这里的“中国”与“京师”涵义相同,特指周王朝的都城。东周文献常见以“中国”代表都城的记载。如《孟子·万章上》:“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孙爽《疏》:“所谓中国,刘熙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里是说舜到帝尧之都——“中国”继承“天子”之位。又如《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是说齐王想在国都之中给孟子单独建一个馆所,送万钟的粮米来供养他的弟子。再如《国语·吴语》记载越国在分析吴王夫差必败时说:“吴之边鄙远者,罢而未至,吴王将耻不战,必不须至之会也,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韦昭注:“中国,国都。”这里是说吴国必然会以国都中的兵力与越国作战。
　　“中国”涵义Ⅲ:族群文明意义上的中国,即天下文明的中心。因古代华夏族群和后来的汉族多建都于黄河流域,政治优越,经济、文化发达,文明化程度远超于周围四边之地,是四方仿效的榜样,故称其所在地为“中国”,以对应周边地区的“四夷”。如《战国策·赵策二》:“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里的“中国”主要是指东周时期中原各诸侯国,部分等同于“华夏”“中原”之涵义。西汉司马迁《史记》在记载中原诸侯与秦国、吴国交往时,也往往用“中国”一词,如《秦本纪》:“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汉代以后“中国”一词也泛指中原各族群居地。如唐代诗人陈子昂《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诗云:“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峡口山在今甘肃张掖地区,位于辽阔大漠的南边,横跨塞北,作者认为是中原和夷狄的分界线。
　　“中国”涵义Ⅳ: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专指中国境内尤其是黄河流域建立的单一的国家。如《汉书·陆贾传》:“皇帝(刘邦)……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汉帝国,表示汉王朝有效统治的整个区域,自称“中国”。明清时期,在对外交往中,也常常自称“中国”。如《明史·外国七》:“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那个朝代以“中国”为正式国名。只是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中国”才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当今“中国”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中国”涵义Ⅴ: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即同时并存的多支考古学文化联系密切,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被认定是“最初的中国”或“早期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多的学者认识到黄河流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区域,早在史前时期该区域就以核心作用和影响力将各地维系为一个整体。如1968年张光直先生认为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文化,由于彼此影响和碰撞相互连接组成一个更大的“相互作用圈”,这个作用圈形成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核心[6]。到了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模式,认为史前文化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格局[7]。近些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以考古学材料直接认定“最初的中国”。如韩建业先生认为先秦时期存在一个“早期中国文化圈”,早期中国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正式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在庙底沟时代,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迅速发展,文化的扩展自然形成三个层次的圈层结构,标志着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8]。此外,李新伟先生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300年左右,“也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红山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中晚期和凌家滩遗存时期”,各种史前文化交相辉映,建立起远距离的“社会上层交流网”,逐步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圈”,“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9]。
　　上述五种“中国”之涵义,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出自己所指向的“中国”,应该说都有其存在的基础,皆为历史发展或学术进步的特定产物,很难说哪一种涵义对、哪一种涵义错。故肯定其一、否定其余涵义是不可取的,五种“中国”涵义理应并存延续下去。“相互作用圈”模式的提出,旨在不设置中心和摆脱“大一统”思想的束缚,这与传统观念上“中国”的涵义区别很大。
　　二 确定“最早的中国”的思路与基本条件
　　虽然学界不同学者所指的“中国”涵义不一,但在探讨“最早的中国”时,还是要确定出一条基本思路和原则,制订出一些应遵循的基本条件。
　　首先,应充分考虑区位、文化传统,体现出“中”的思想观念。中国古代文明孕育形成的中心区域和华夏文明的重心是黄河流域,五帝时代及夏、商、周主干王朝的中心区域也是在黄河流域,故指认“最早的中国”的区域范围应限定在这个区域内,其中广义上的中原地区[10]应是重点考虑的对象。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地区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地区,某些文明因素孕育形成的年代和层级甚至不亚于中原地区,但考虑到“中国”涵义Ⅰ至Ⅳ的发展演变历程,以及先秦时期政治中心的设置情况、古人对这个区域文化的认识[11]等因素,不宜将其纳入到探讨“最早的中国”之区域范围之内。
　　其次,社会形态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要体现出“国”的特点。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是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所取得成就的总和,而文明则是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应区别“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是文化向文明发展的过程,后者是文化发展的一个结果,是文明因素的积累和文化发展的质变。文明与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是文明的概括”。只有社会发展进入文明社会和早期国家形态,才能谈论其是否属于“早期中国”的范畴,而文明孕育时期和前国家时期不能被纳入到探讨“最早的中国”的视野。至于文明形成的标志,欧美学者主要是以城市、人口、文字、复杂的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为标准[12],我国学者也提出了城市、文字记载、青铜器铸造等“文明三要素”[13]。一般来讲,早期国家的出现、以青铜冶铸为代表的手工业技术的进步以及金属工具的广泛应用、文字的产生等现象,寓示着文明的最终形成[14]。关于早期国家的定义和特征,学界多有界定,在探索“最早的中国”时可做参考。如有学者将古代国家定义为:“拥有一定领土范围和独立主权,存在阶级、阶层和等级之类的社会分层,具有合法的带有垄断特征的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的政权组织与社会体系。”[15]还有学者认为早期国家的特征包括从原始社会直接演化而来、中央集权的最高权力中心、行政和政治管理机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领土观念、国家意识形态等6个方面[16]。笔者认为既然称“早期国家”,就必然存在诸多原始性和不规范性,不能拿后期成熟国家的统治范围、文明化程度等标准要求早期国家应具有的特征,更不能以当今的国家标准对早期国家加以衡量。中国古代王权国家尽管与帝国在国家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国家机器尚不完善和规范,但其归入早期国家行列当无异议。而那些早于王权国家、高于部落以上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学界或称之为“酋邦”[17],或称之为“古国”[18]“万国”[19],或称之为“邦国”,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三阶段”(邦国—王国—帝国)之第一阶段[20]。邦国时期虽然仍保留某些原始氏族部落社会的特性,如首领继承为所谓的“禅让”制而非世袭制,尚未形成较为稳固的统治和从属关系,控制范围有限,影响力也不十分强烈,但国家的雏形已基本形成,如王的出现、一定的官僚机构、神权突出、阶层分化严重、战争频仍等,理应也被纳入到早期国家的范畴。无论是王权国家,还是邦国,皆共同具备有一定的政治权力、统治区域和政治中心、发明文字、礼制形成等特征,只是二者程度不同而已。分析一个社会发展是否进入文明社会和早期国家,在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情况下,考古学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分析其是否存在都城遗址、社会等级差别和礼制、青铜冶铸与青铜器使用等遗迹现象是主要的切入点。而判断都城遗址的物化标准主要包括大型城垣、宫殿宗庙(必备)、王陵、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等4项主要标准,以及“重器”的使用、遗址的较大规模、辐射力与影响力等3项参考标准[21]。
　　其三,必须在广大区域内形成具有一定同一文化因素的文化圈,文化圈内存在有一枝独秀的主体文化,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具备中心地位,体现出“优”的态势。与周围考古学文化缺乏互动的考古学文化,抑或多支考古学文化之间未形成具有主体地位的文化群,不宜将其归入“最早的中国”之列。
　　基于上述思路和原则,在探讨“最早的中国”或“最初的中国”时,抑或五种“中国”涵义上的“最早的中国”之甄别,皆应具备以下三项基本条件:一是地理范围须位于当今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二是社会形态须进入早期国家阶段(邦国、王国)或帝国时期;三是文化发展与周边文化相比具有优势地位。
　　三 不同涵义下“最早的中国”辨析
　　在符合上述三项基本条件的前提下,五种“中国”不同涵义下所确定的“最早的中国”是不一样的,其中时间上大约跨越龙山时代到汉代,空间上主要涉及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区。
　　(一)地域意义上“最早的中国”
　　商代社会即形成“中土”观念,把商王朝直接管辖的中心区域称作“大邑商”“天邑商”“中商”或“商”,而把周边方国、族群分布区域称为“四方”或“四土”。如殷墟卜辞:“商受年。……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合集》36975)“受中商年。”(《合集》20650)“东方、北方、西方、南方、商。”(《屯南》1126)。商人自称其中心区域为“中商”或“中土”,已包含地域意义上“中国”的部分涵义,只是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的概念。
　　目前文献材料明确记载、较为可信的地域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当是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区,位于今河南洛阳一带。《史记·周本纪》记周公营建洛邑的情况:“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从这个记载可知,至少在西周初期,周人已认为洛邑一带“四方入贡道里均”,位置上是“天下之中”。出土文献明确有洛阳一带为“中国”的提法。1965年考古发现的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其上铭文记载了武王、成王营建成周洛邑之事情:“惟王初□,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宅”是垫土造周都[22]。“中或”为西周写法,即春秋之后的“中国”。铭文说的是周武王推翻商王朝,意欲在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区——伊、洛之间的成周之地建造统治中心,管理民众。成王时期实现武王遗志,营建成周洛邑。何尊的年代为西周成王时期,其铭文中明确的“中国”之词是迄今所见文献中最早的“中国”表述。
　　此外,西周时期的“中国”也可能泛指包括今洛阳、安阳一带在内的殷商故地。卫国的封地主要在殷商王畿地区,大约位于今豫北一带。《尚书·梓材》是西周早期周公教导康叔如何治理殷商故地的训告之词,其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这里是说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夏、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被冠之以“中国”之名,作为肇基于“西土”的周人对殷商故地的称呼。
　　(二)都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
　　从都城意义上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目前材料显示的年代应较早,至少西周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已有显现。西周早期铭文《何尊》中“宅于成周”与“宅兹中国”相连,也应有成周都城为“中国”的涵义。西周时期,“中国”的本义主要为“国中”,与“京师”之义相同。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毛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孔颖达《疏》:“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中国”的引申意义还有“都城之内”“都城之人”。如《诗·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郑《笺》:“恫,痛也。哀痛中国之人也。”《诗·大雅·荡》:“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剑怨以为德。……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炰烋”,即咆哮。“奰”,怒也。“覃及”,即延及。这是西周晚期诗人通过引述周文王所云殷商嗜酒失德、使“中国之人”怨怒、以至远方各族也怨怒,来告诫、警刺周王。
　　(三)族群文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
　　从族群文明意义上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目前材料显示年代应稍晚,当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春秋三传》《国语》等文献将齐、鲁、晋、郑、陈、蔡等中原诸侯称作“中国”“华夏”,把秦、楚等诸侯和周边其他族群称为“四夷”“夷狄”。齐桓公时期(公元前685—前643年),中原诸侯苦于戎狄等游牧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至少在春秋中期的鲁僖公时期(公元前659—前627年),“中国”一词与“夷”频繁对应出现,形成“中国”与“四夷”的分野。如《公羊传·僖公四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鲁成公时期(公元前590—前573年)也有以“中国”代表中原诸侯的记载。如《左传·成公七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杨伯峻注:“中国,当时华夏各国之总称。”其他春秋中期以后的先秦文献也有明确的“中国”提法。如《孟子·梁惠王上》:“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矣,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国语·楚语上》:“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
　　(四)国家意义上“最早的中国”
　　从单一国家意义上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目前材料显示则较晚,大约是在西汉帝国以后。如《汉书·陆贾传》明确记载皇帝刘邦“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是以“中国’作为西汉帝国的代称。西汉时期还形成“中国”与“外国”并称的现象。如《史记·大宛列传》:“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例中的“大国”“外国”都是称中国以外的国家,而“中国”显然是指西汉帝国。
　　(五)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
　　从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目前材料所及当指向陶寺文化。该文化是分布于中原地区晋南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时代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年代为公元前2300至前1900年之间[23],大约与文献记载的尧舜时代相当[24]。陶寺文化社会发展当已进入文明时期。陶寺遗址规模大,规格高,遗存丰富。这里发现有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有规模宏大的宫城和宫殿基址,有大型墓葬区(王墓)和等级墓葬、观象台与祭祀遗存,设置有工官管理的手工业区,出土有齿轮形器、铃、环、口沿残片等铜器以及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遗物,发现“文尧”等文字[25],文化发展先进,对周围同期万邦辐射文化影响力[26],当完全具备早期都邑性质。文献与考古材料的整合表明,陶寺文化当进入邦国阶段或酋邦社会,陶寺一带应为尧舜禹联盟的主要活动中心,其中早期当为陶唐氏尧都,中期为有虞氏舜都,晚期与夏后氏禹的政治中心也有一定的关系[27]。《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说帝尧贤明,他的光辉普照四方,达于天地;百官的优劣辨明,联盟的全体成员才能变得和睦相处。在龙山文化时期,陶寺文化与周边的王湾三期类型、三里桥类型、后岗二期类型、石峁类型等文化遗存以及外围其他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出文化荟萃、一枝独秀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陶寺遗址中期元首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有彩绘刻度,有学者研究认为是测日影仪器“圭尺”,其夏至影长与《周礼》“夏至影长一尺五寸”相符合,是地中刻度,从而“从物证的角度说明最初‘中国’的含义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28]。关于晋南地区与中国的关系,苏秉琦先生曾指出,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即“共识的中国”[29]。
　　考古与文献材料充分证明,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明是“最早的王国”。尽管二里头遗址不见大规模的城垣,但发现有诸多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和宫城、铸铜等高规格手工业作坊、高规格墓葬及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还出土大量珍贵的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漆器等遗物,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遗存之丰富均为同期文化遗存中之佼佼者。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影响范围可以看出,其对广大地区实施着有效控制,文化影响广泛而深远。这说明二里头遗址至少具备都邑遗址认定主要标准的宫殿宗庙区、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等2项,又具备全部3项参考标准,其性质为早期都邑毋庸置疑[30]。目前,多数学者认同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都邑。因此,属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和王国文明时期,是目前文献与考古结合可以确定的最早的王国文明,也可以说是二里头时代或夏代的“中国”。但无论是考古发现,或是文献记载显示的信息,都表明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明并非“最早的中国”,比二里头更早的、属于邦国社会的陶寺文化与陶寺遗址当为“最早的中国”。需要指出的是,夏与“中国”联系密切。《说文解字》云:“夏,中国之人也。”说明夏的本义是人,指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族群,以别于周边“四夷”族群。《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要在“有夏之居”建造东都洛邑,其原因就在于这里是“天下之中”,是“中国”之地。若不认同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否认夏王朝的存在,那么二里头文明与二里头遗址应与中国古代的“中国”无关,不能被冠以“中国”的名号,严格来说其有无“广域王权”也无确凿证据,最多称作是“中原地区目前能够确认的最早的国家”。
　　目前材料显示不出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已形成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尽管《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征伐四方,“诸侯咸来宾从”;有一定的统治机构,如“云师”“左右大监”等;其疆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俨然已缔造了“最初的中国”,但当时“迁徙往来无常处”,没有确切证据表明黄帝时代具备早期国家的特征,即便是邦国社会也难觅踪迹。文献记载是否真实可靠,需要用考古工作加以验证。学界一般把黄帝时代与仰韶文化时代相联系。从考古材料来看,早于龙山时代的仰韶文化时代,目前材料尚未见到明确的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的确凿证据。仰韶文化中晚期,尤其是庙底沟时期,的确进入文化大发展时期,分布范围广,形成具有一定层级的文化圈,出现个别城址、大型建筑和大墓,社会分级现象也有部分显现,但这些信息与古代文明、早期国家的形成标准尚有一定的距离,当处于文明因素的孕育时期,而非进入了文明社会[31]。目前发现的仰韶时代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高陵杨官寨、灵宝西坡、秦安大地湾以及郑州西山、大河村、巩义双槐树等遗址,尚不具备早期都邑认定的任何一项主要标准和参考标准,根本不可能被判定为早期都邑性质,进而也就无法证明当时已形成了早期国家。文化及文化圈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进入了文明时期和国家阶段,关键要看社会文明化进程发展到哪个程度。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地处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崭露头角,一方面向周围扩张,同时又吸收周围文化的有利因素,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一个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圈层结构出现”[32],但这个时期文明因素刚开始孕育,距离文明和国家的形成有很长的路要走,故其不能算是“最初的中国”,当今学者似乎也无人将其确定为“最早的中国”。同样,仰韶文化时期,尽管社会发展与裴李岗时代相比已发生了较大进步,但其仍然没有进入到文明社会和早期国家阶段。因此,在广义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代包括庙底沟时期,早期国家尚未出现,应不具备探讨“最早的中国”应具备的第二项条件——社会形态须进入早期国家阶段,这个时期的各考古学文化实体同样不能算作是“最初的中国”或“早期中国”。需要指出的是,“相互作用圈”模式以公元前3500年至前3300年左右区域间互动、远距离“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建立作为将各地区维系成的一体纽带,区域范围过于庞大,几乎涵盖当今中国中东部的大部分地方,既没有地域上“中”的观念,也没有涉及社会形态的文明和国家属性问题,且跨越时间长达1200年之久,“文化圈”形成的节点不明,更何况当时各地文化发展水平并不平衡一致,故也不宜称其为“最初的中国”或“早期中国”。
　　四 结语
　　综上论述可知,古代有关“中国”一词的涵义较为复杂,且具有发展演变特性,主要有地域、都城、国家、华夏族群文明等四种涵义,当今学界又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认定某一文化圈具有“中国”的属性。学界有关何为“最早的中国”之争议,是建立在这五种“中国”涵义基础上的、不同学者的不同认识或解读。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的标准,应遵循“中—国—优”的思路,须满足三项基本条件,即地理范围上局限于黄河流域,社会形态须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包括邦国和王国)以后,文化发展占优势地位。符合这三项基本条件下的不同涵义上“最早的中国”,时间上大约为龙山时代到汉代之间,空间上主要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广义中原区域。目前明确记载、较为可信的地域意义上“最早的中国”主要是指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区(今洛阳一带),也泛指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都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周时期的洛邑等都城;族群文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应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而国家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大约是在西汉帝国以后。从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指向龙山时代的陶寺文明最有说服力,其应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在认同存在夏王朝、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前提下,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明无疑算作是“最早的王国”,也应是当时的“中国”,但不属于“最早的中国”。没有确切证据显示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或黄帝时代广义中原地区已进入文明和国家阶段,庙底沟时期及之后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不宜当作是“最初的中国”。

　　注释
　　[1]许宏.最早的中国[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4,15;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29-148;许宏.二里头文明——最早的“中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7-2(5);许宏.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诞生[J].读书,2016(4).
　　[2][25]何驽.尧都何在——陶寺城址发现的考古指证[J].史志学刊,2015(2).
　　[3]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28-51;何志虎.“中国”称谓的起源[J].人文杂志,2002(5);洪成玉.中国及其别称考源[J].汉字文化,2006(1);李新伟.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N].光明日报,2014-2-12(19);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79-106.
　　[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698.
　　[5]古代恒河中游一带的中印度,我国佛教徒译称作“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一带也称作“中国”。
　　[6]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C]//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7]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J].文物,1987(3).
　　[8]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68.
　　[9]李新伟.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N].光明日报,2014-2-12(19).
　　[10]广义的中原地区包括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地区、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以及苏皖北部的部分地区。
　　[11]古代中原人称长江流域各部为“南蛮”“百越”,如《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南方曰蛮。”甚至楚人也自称为“蛮”,如《史记·楚世家》楚王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春秋末年,吴、越北上称霸,曾战胜强楚,但中原诸侯仍称之为“夷狄”。《史记·天官书》太史公把秦、楚、吴、越称作“夷狄”。
　　[12]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J].考古,1987(5).
　　[1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83-90.
　　[14]张国硕.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C]//文明起源与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6:35.
　　[15]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5.
　　[16]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51.
　　[17]张光直.古代世界的商文明[J].中原文物,1994(4).
　　[1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30.
　　[19]李民.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的“万邦”时期[J].中原文物,2005(1).
　　[20]王巍.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C]//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1[张国硕,缪小荣.试论夏商都城遗址的认定方法[J].江汉考古,2018(5).
　　[22]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J].文物,1976(1).
　　[23]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C]//古代文明(3).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4]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C]//夏商史探索.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6]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J].中国建设,1987(9).
　　[27]张国硕.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J].考古,2010(6).
　　[28]何驽.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C]//三代考古(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61.
　　[30]张国硕.早期中国都邑遗址认定标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9-28(5).
　　[31]李伯谦.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C]//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32]严文明.序[M]//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